【李翊彤／台東報導】民國51年次的戴文達，出生並成長於台東關山。他的阿公原是屏東佳冬昌隆人，民國2年獨自從南部出發，沿著當時尚未鋪設的大道翻山越嶺，經獅子鄉一路來到台東。民國19年，阿公在關山落腳，於當地望族林家擔任長工，與來自新竹橫山的林家千金相戀，成就一段「長工娶千金」的婚事，隨後在德高里成家立業，建立了三代人的家園。
戴文達的父親、他本人及其子女皆出生於德高。德高里不僅是關山最大的里，也是客家人最密集聚居的區域，來自桃竹苗的客籍移民多數落腳於此，構成關山鎮內約四成的客家人口，反而自南部美濃、佳冬移居者較少。
談起成長過程中的多語環境，戴文達提到，母親來自苗栗卓蘭，講的是四縣腔客語，但與東部的腔調仍略有差異；南部來的阿公話少，反而是跟阿婆講的海陸腔比較熟悉。除了客語，當時班上有一半同學是原住民，他也因此會說一些布農族語和阿美族語。「學校規定不能講方言，會被處罰，但回到家還是自然地講客語。」家中使用客語、製作鹹菜乾，是生活的一部分；生在仕紳家族的父親也喜歡創作、唱自己寫的歌，旋律中常見客家平板與山歌調式，這樣的家庭氛圍耳濡目染，更陶冶了子女的興趣。戴文達偏愛歌手陳永淘，平時喜歡拉二胡、彈吉他。不過談起弟弟時，他笑認比上不足：「我弟弟可是中國古典吉他冠軍呢！」
河壩田緊鄰新武呂溪，早年尚無堤防，每逢大雨，辛苦開墾的田地便遭沖毀，復又成為砂石荒地。民國63年，家裡要開六甲的田，他們沒有機械、沒有堆土機，全靠人工與牛車，自己挖、自己載，一點一滴整理出可耕之地。國中時期的戴文達最怕週末，別人能出遊，他卻得跟著經營米廠的父親到田裡勞動，「客家人比較惜物，地不好也要種，種地瓜、種稻，也有人來種西瓜。」
國中畢業後，他赴花蓮唸高中，後至北部就讀大專。當年從關山到台北車票難求，夜車上擠滿人，能站著搭完整夜已算幸運。20多歲當兵時，他頭一次搭公路局的車回南部，真正認識佳冬老家的存在。那時多搭客運走南迴線，從台東到大武是平路，但大武到楓港彎道密布，往往又暈又吐。民國80年左右，佳冬的親戚號召家族一同整修祖墳，他才知道戴家第16世在清朝時期便來到台灣，自己已是第23代，慢慢地向長輩學習南部的客語以及掛紙等習俗。
談起從政的起點，戴文達回憶，當年阿公在米廠工作清閒，便投入地方事務，曾任里長與代表會主席。家中設有一支公用電話，鄰里若需聯絡台北，就由他轉接通話、代收通話費。三分鐘12元，那是電話尚未普及的年代，也是一個孩子早早接觸公共事務的開始。
父親那代五個兄弟姐妹，其中一位叔叔也曾在德高里擔任里長與代表。有人認為戴文達應接棒延續三代參政的傳統，但他當時對從政毫無概念，父親也持反對意見。然而，鄰居親戚紛紛鼓勵最終成為推力，讓他於民國90年正式投入選舉，踏上政治路。擔任代表12年、鎮長8年，20年間累積了深厚的基層經驗，他最感念的是鄉親的信任與支持。當年在關山開墾河壩田的少年，到返回佳冬參與祖墳整修、重新學習家族語言與文化，戴文達的生命歷程，也映照出無數移民家庭的故事縮影。語言、地景與文化在他身上交會，構成一段屬於東部客家人的生活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