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教授安烈炫／Mary S. Erbaugh論客家悖論與公共沉默

文／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在當代中國政治史與族群研究領域，傳統研究多半聚焦於北方漢族中央政權、正統階級分析或政黨組織動員，忽視了漢族內部次族群網絡在近現代政治變遷中發揮的實質作用。學者Mary S. Erbaugh將視角轉向長期被邊緣化的客家族群，將客家在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政治權力架構中的特質，歸納為「客家悖論（The Hakka Paradox）」。

客家悖論與公共沉默

「客家悖論」展現於客家人口規模、地理條件與其政治影響力之間的巨大張力。客家族群約占中國漢族總人口的3%，散居於福建、廣東、江西三省交界的山區腹地，缺乏專屬的省份行政區劃。

然而，在中共革命與建國後的政治核心中，客家背景精英的出現頻率遠超過其人口比例。資料顯示，198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員中，客家背景者高達半數；在1988年全國105位部長級以上的最高層官員中，客家區域出身者的比例達到隨機機率的三倍。在軍事領域，1955年頒授的十大元帥中，三位為確鑿的客家人，兩位屬於高度可能的客家背景。

與高層政治權力顯赫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客家族群身分在公共領域經歷的長期沉寂。中共建國後至 1980 年代末期的官方歷史出版物、新聞報導與個人回憶錄中，客家次族群的貢獻幾乎被完全隱匿，形成一種制度性的「公共沉默（public silence）」。

理解「客家悖論」的起點，必須回到客家族群的歷史形成脈絡與社會邊緣處境。在字源學與社會關係上，「客家」這個名稱最初源自廣東在地社群帶有敵意的指稱，用以標籤貧困的流動移民。Mary S. Erbaugh剖析了這個名稱背後隱含的社會排除邏輯：「客人的定義特徵是他們最終將回到家鄉。」這項分析表明，移民即使已在當地定居數代，在傳統在地社會架構中，依然被排除在完整的在地資格與社會權益之外。

歷史資料打破了傳統客家浪漫化的北方貴族南遷神話。Erbaugh在評介歷史學者梁紹庭的研究時強調，資料顯示客家先民的真實歷史狀態為「非常晚近抵達的移民、極度貧困、未受教育且四處流動的工人」。客家認同在具體的物質條件與社群衝突中逐步磨礪而成，正所謂「族群認同非僅由心理因素塑造，更由物質條件所鍛造。」

針對族群邊界的形成，Erbaugh提出了重要的歷史提問：「他們是如何被區分開來，並自區於數以百萬計的其他貧困移民與『棚民』之外的？」並進一步指出「客家歷史上的真實核心問題，在於為何只有一部分的『棚民』最終成為了客家人。」

客家身分的重塑歷程，呈現了社會心理學者Henri Tajfel群體間關係認同建構模型的運作機制。面臨主導社群的歧視與邊緣化，客家精英選擇拒絕接受低下定位，將原本被外界視為負面的特徵進行文化意義的翻轉。

原本象徵貧困與流動的客家性格，被重新詮釋為節儉、刻苦、拓荒與堅韌；客家女性因未纏足而承擔重體力勞動的傳統，轉化為女性獨立自主與進步主義的象徵；長期械鬥所累積的尚武習俗，升格為愛國主義與軍事服務的基石。這種汙名重估使原本具備排他性質的標籤，演變為可供動員的文化資產。

客家悖論的歸因

針對客家歷史高可見性與政治隱蔽之間的矛盾，Erbaugh提出了總括性的歸因：「為何客家如此隱蔽？三個匯聚的因素遮蔽了他們的存在，漢族統一的理想；不易容納客家的官方分類；以及客家認同緩慢且不均勻的建構過程。」

究其背後的制度與社會機制，可歸納為四個層面：

1. 漢族整體統一意識形態與政治禁忌傳統。中國政治思想與當代官方意識形態，皆將維護無縫接軌的文化與民族統一視為極高標準。公共討論漢族內部的次族群分化，被統治當局視為誘發械鬥、地方陣營對立與分裂主義的危險因素，因此「地方主義」與「山頭主義」長期遭遇官方嚴厲打壓。

香港新界一位客家老農曾向人類學家表達了這種普遍的政治顧慮：「我真的不喜歡談論客家人與其他中國人，這個問題擾亂了中華民族的統一。」高層客家領導人在官方宣傳中均被塑造成代表全中國的民族英雄，其族群背景刻意置於次要位置，避免引發派系照顧的政治疑慮。廣東梅縣出身的葉劍英元帥被塑造為唯一的「客家象徵」，發揮了替換效應，規避了對整體客家族群權益與歷史貢獻的公共討論。

2. 制度分類架構的僵化與行政區劃的切割。中國官方歷史書寫與政治管理高度依賴王朝、宗族與省份等傳統分類範疇。客家因缺乏專屬省份，其聚落在多次遷徙中橫跨福建、廣東、江西、廣西、湖南與四川等省份的山區邊界。以省份為單位的的地方誌編纂，將跨省聯動的客家革命網絡切割為零碎的地方事件。

在1949年建國後的少數民族識別制度中，官方給予56個少數民族政策優惠，但制度明文規定：「漢族次群體（包含客家）被明確禁止申請」。客家作為漢族內部次群體，既無法取得少數民族身分，官方亦未建立漢族內部次群體的統計資料。1979年版《辭海》詞典中給予客家人僅9 行記載，客家話僅8行記載，遠低於西湖（18行）或少數民族的篇幅。1937年至1976年間，大陸的客家歷史寫作經歷了數十年的「沉默年代（silent era）」，記載被形容為「稀如鳳毛麟角」。

3. 歷史汙名與地方自我定位的分散性。由於流動山居與棚民背景帶來的社會汙名，生活於純客家縣份的農民，歷史上更傾向以村落、城鎮（如「汀州人」）自我定位，而非公開採納客家標籤。1992年長汀與寧化居民被問及是否為客家人時，曾回答：「不，我們怎麼會是？是大埔下面那些人才是客家」。這種自我認同的分散性與不均勻建構，加劇了公共領域的沉默。

4. 政治精英權力與地方經濟落差。Erbaugh指出：「儘管個人政治家取得成功，客家地區依然極度貧困。」高層客家精英為了維護中央權力整合，並未將中央資源傾斜至其山區家鄉，導致閩西、贛南與粵東的客家原鄉長期面臨交通孤立與經濟落後。1985年廣東梅縣地區人均年收入僅108美元（401元人民幣）。文化大革命期間下鄉的城市紅衛兵，將閩西貧困農村諷刺為「黑非洲」。精英的個人成功未轉化為集體的地方繁榮，使族群議題在地方社會中長期缺乏實質的經濟言論空間。

極度貧困致客家人投身共產革命

共產主義革命在客家山區獲得廣泛迴響，關鍵在於客家社會的物質處境與革命動員需求產生了情境契合。Erbaugh強調，極度貧困是促成革命動員的最核心誘因：「極度貧困很可能是吸引貧困客家地區個人投身革命的最核心因素。」

以1920年代的西閩純客家地區為例，資料顯示當地85%的農民為租農，負擔高達60%至80%的地租，農民一年僅能吃三個月米飯，超過90%的男子為文盲，且超過25%的男子為無業流動人口，遠高於全國5%的平均資料。嚴酷的土地壓力與生計困境，使激進的土地改革政策在客家山區具備極高的吸引力。

在溝通與組織層面，客家話發揮了超越地理限制的關鍵作用。客家話在分散於各省的山區聚落間展現高度跨地域互通性，發揮了通用語與加密通訊的功能。民間流傳的俗諺如廣東的「認聲不認姓」以及四川客家的「能賣祖田，不能賣宗言」，均凸顯了語言作為族群核心邊界的地位。Erbaugh指出：「客家話口語是Benedict Anderson所稱『想像的共同體』的核心凝聚紐帶。」在無線電密碼本匱乏的革命戰爭與長征時期，使用客家話進行口頭情報傳遞與通訊，為軍事行動提供了天然的安全屏障。

客家女性的社會特質亦提供了基層動員條件。客家女性不纏足，長期主導重體力農業勞動與山林採集，在福建長汀地區留有特有的「船子髻」飾物。女性對家庭經濟的支配力與行動自由，為蘇區推行婚姻自由、廢除童養媳等政策提供了社會基礎。

然而，學者 Eriberto P. Lozada Jr. 在評述客家女性時提出補充，較廣的社會活動空間「不意味著完全的性別平等，亦不代表輕鬆的社會生活」，說明重體力勞動依然可能與傳統家庭權威並存，不應將勞動負擔浪漫化為完全的性別平等。

在文教方面，客家腹地保有重視科舉與教育的傳統。1934年江西尋烏縣尚有400名活著的秀才，男子識字資料為40%；清末廣東梅縣男子識字資料更達80%，遠高於同期陝甘寧邊區延安僅1% 的識字資料。較高的文化水準使客家青年易於接受馬克思主義等新思想，促成大批知識份子留學並轉化為革命骨幹。

1977年鄧小平復出後，國家為了推動經濟改革並吸引海外客家華人投資，官方對客家文化的態度發生轉折。1989年12月，官方正式確立「客家學」學術地位，梅縣舉辦了客語國際學術會議，並創立嘉應大學。中國學者亦提出「民系」概念，重新定義客家群體。客家文化由此從政治敏感地帶轉化為招商引資與文化交流中的象徵資產，正如Erbaugh總結所言：「一個強大的國家實際上能容許更自由地表達地方認同。」。

在學術方法論層面，Erbaugh的研究強調「客家根源並不保證特定的世界觀」，提醒研究者切勿陷入族群決定論。然而，其研究方法依然面臨身分推定的挑戰：由於官方檔案鮮少直接註記客家身分，Erbaugh主要依靠出生地、純客家縣份籍貫與語言能力進行辨識，這種判斷方式可能存在將地方出身直接等同於族群認同與政治動機的循環論證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