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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教授安烈炫／客家人在印尼邦加島

2026年10月19日

文／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邦加島位於蘇門答臘東側。十八世紀初，島上發現錫礦，吸引了遠方的勞動人口，也改變了這座島嶼的命運。來自廣東嘉應州及鄰近地區的客家人，便在這段時期陸續抵達。他們多半為了生計渡海，起初未必打算久留，後來卻有人離開礦場、開墾農園，在當地成家。幾代人過去，邦加成了子孫出生與成長的地方。

若從今日回望，很容易把這段經歷寫成勤勞致富的故事。然而，礦工未必能分享錫礦帶來的收益，農民也可能在收成之後陷入貧困。客家人如何在邦加生活下來，既與他們帶來的技術和經驗有關，也離不開殖民統治、土地制度與海外市場的影響。

故事從錫礦開始

早年的邦加隸屬巨港蘇丹國。錫礦開採之初，主要由當地居民挖掘淺坑，產量不高。隨著貿易需求增加，蘇丹開始招募華人投入採礦。對原鄉耕地不足、謀生不易的人而言，邦加雖然遙遠，仍值得一試。

華人礦工帶來的採礦方法，使礦場逐漸擴大。十八世紀中葉，溫阿星改進水利設施、熔爐與風箱，並將錫錠的形狀和重量加以統一。礦工運用木製水車、龍骨水車排除坑內積水，也使用鑽探工具尋找礦脈。過去難以開採的礦層，因而有了繼續挖掘的可能。

這些工作需要多人長期協力。挖土、排水、運礦之外，還要有人購買糧食、管理帳目。華人礦工組成的「公司」，便是在這樣的需要下運作。早期的公司較接近合夥團體，成員可以出資，也可以用勞動折算股份；收入扣除共同開支後，再依約分配。負責管理、記帳和保管財物的人，則由成員推選。

公司房既是工作據點，也是礦工吃飯、居住的地方。成員生病或年老時，可以得到一些照顧。對身在海外、缺少親人支援的人而言，這樣的安排相當重要。礦工把生計寄託於公司，公司也將彼此原本陌生的人連結起來。不過，隨著殖民政府介入，這種關係逐漸改變。

地位變化：礦工失去原有的股份

1816年，荷蘭接收邦加。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殖民當局加強對錫礦的管理，公司的財務與經營日益受制於政府。股份逐漸集中到頭家、商人及地方富裕人士手中，管理者成為承包礦場的人，普通礦工則失去原有的分配權，只能依靠工資生活。公司的名稱仍在，礦工在其中的地位卻已不同。

新來的勞工處境尤其艱難。許多人尚未開始工作，就已欠下船費與生活物資的預付款；抵達礦場後，又得面對高昂的物價。賭博和鴉片消費也使部分人的債務愈積愈多。當契約受到刑罰約束，礦工即使不滿待遇，也不能自由離去。原本希望出洋改善生活，結果卻被債務留在礦區。

疾病進一步加重了這種困境。十九世紀末，部分礦區因飲食與營養問題爆發嚴重腳氣病，許多勞工死亡或失去工作能力。對殖民政府而言，這首先是影響生產的問題；對礦工而言，卻可能意味著一次渡海謀生，就此耗盡一生。

困境使底層礦工轉向結社

缺乏可靠援助的人，有時會轉向秘密會黨。會黨透過結拜建立關係，協助新客適應環境，也提供借貸與喪葬互助。它與礦場頭家的關係並不一致：有些頭家藉會黨約束工人，工人也可能利用會黨聯絡同伴，反抗管理者。

1899年的科巴事件與劉義起義，便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下。起事礦工攻擊工頭和管理人員，焚毀公司房，破壞採礦設施。反抗最終遭到鎮壓，卻留下了另一種礦工形象。他們並非只是沉默工作、等待返鄉的人；當生活難以為繼，也會冒險反抗。

礦工變農人　白胡椒成重要作物

更多礦工選擇的出路，是轉向農業。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一些契約期滿或體力衰退的勞工離開礦坑，開墾土地。白胡椒引入邦加後，逐漸成為重要作物。對有耕作經驗的客家人而言，照料農園雖然辛苦，至少有機會自己安排工作，也可能讓一家人的生活有所改善。

然而，取得土地並不容易。殖民地法規限制非原住民持有土地，華人農民往往透過租地，或在尚未獲得正式權利的情況下開墾山林。與當地居民通婚、建立親屬關係，也影響他們定居的條件。礦場生活原本帶有暫時停留的意味，農園和家庭則使人與土地的關係逐漸穩固。

二十世紀二○年代，白胡椒行情看好，以蒙托克港命名的白胡椒在海外市場享有聲譽。部分農民因而累積財富。當時的記錄描寫，有人最初住在以廢棄材料搭成的棚屋，後來換成木板房，最後蓋起石造住宅，購買汽車，送子女接受較好的教育。這些經歷讓人相信，離開礦場後，確實可能有另一番生活。

大環境蕭條　胡椒價跌、農人背債

但能夠買車、蓋房的人畢竟有限。多數農民仍須依靠每年的收成，承受價格起落。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後，胡椒價格急跌，有人無力維持農園，再次背負債務，失業勞工也面臨遣返。農業曾帶來希望，卻同樣受制於遠方市場。價格的變動，很快就會落到一家人的飯食、住房與子女教育上。

邦加華人社會的形成，也有賴家庭逐漸建立。早期移民以男性居多，與當地女性通婚相當常見。後來抵達的客家女性，則參與農園工作與家庭經營。她們的勞動支撐了一家人的生活，也使定居不再只是男性礦工是否返鄉的個人選擇。孩子在邦加出生，親屬關係在當地延伸，離開或留下的考量，便與初來時不同了。

邦加客家話的演變

客家話也隨著家庭生活傳承下來。在與馬來語長期接觸之後，邦加客家話形成了自己的地方特色。它不只用於華人家庭內部，部分鄰近的馬來人和其他居民也能使用。人們在交易、工作與鄰里交往中說客家話，使它得以超出家庭範圍，繼續留在日常生活裡。

因此，語言受到當地影響，未必就是文化流失。邦加的情況顯示，一種語言可以在改變中延續。後代說的客家話，與祖先離鄉時已有差異，卻更貼近他們實際生活的地方，也承載了幾代人在島上累積的經驗。

二十世紀初，華文學校、報社與工會陸續出現，華人的活動逐漸從礦場、農園擴展到教育和公共事務。學校維繫了與中國文化的聯繫，也為在地家庭提供子女教育的機會。隨著世代更替，邦加不再只是父祖出洋謀生的目的地，而成為後代理解自身身世的起點。

從這段歷史看來，客家人在邦加的定居並沒有一條平順的道路。有人因礦業而來，後來靠農業留下；有人一度致富，又在市場衰退中失去積蓄。公司、會黨、家庭與學校，先後提供過不同的依靠，也各有其限制。今日所見的邦加客家社會，便是在這些曲折之中形成的。對最初渡海的人而言，這裡或許只是暫時工作的異鄉；對後來的子孫而言，祖先採過礦、種過胡椒、建立家園的地方，已經是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