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教授安烈炫／菊池秀明眼中的客家：越境與生存策略

2026年07月27日

文／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傳統論述將客家建構為具有「防衛性優越感」的中原正統漢人。菊池秀明（Hideaki Kikuchi ）的看法與此相異，他傾向於認為客家是在面對資源匱乏與國家體制壓迫時，不斷尋求生存策略的底層群體，文化特質則是而在不友善的環境中展現出的草根能動性。

臺灣南部的開發史中，客家移民被視為社會底層的邊緣人。意味著「晚來者」的客家人，因為是後發移民，受到佔多數派的福佬系漢人的歧視，而定居在條件比較不利的山麓地帶。他們多是缺乏家庭保護的單身移民，各莊的佃農中，山客佔了十分之七、八。他們沒有家族，漳州、泉州的人們將他們稱為「客仔」，在經濟與社會上面臨極大的結構性匱乏。

同樣地，在中國廣西紫荊山一帶，客家移民生活同樣貧窮，未獲耕地者僅能「以燒炭或牧牛等方式過活」。他們不僅物質匱乏，甚至連宗教網絡也被排擠：「在金田一帶的中心市場有一座名為三界廟的宗教設施……沒有會員資格的下層民無法獲得其庇護。」這種深層的邊緣化與資源匱乏困境，終成為日後客家人為了求生而頻繁越境（border crossing）、武裝結盟與投身變革的歷史溫床。

在面臨嚴峻生存競爭與資源匱乏時，後發的客家群體將武力升格為極端的「謀生策略」。在臺灣南部屏東平原，客家移工在亂世中以語言為線索，形成了「以自衛為目的的村落聯合組織」，即「六堆」。他們在衝突中豎立大清旗幟，協助清廷平亂，「因支援恢復王朝統治而被賦予了『義民』的稱號」，成功翻轉階級並取得召喚家眷編入臺灣籍的合法定居權。

但菊池也揭露了其暴力排他本質，有惡徒趁機對閩人進行「殺害、焚燒其房屋、奪取其財產」等報復。無獨有偶，在中國廣西，面臨「來土械鬥」的客家人亦展現強大韌性，「投靠了上帝會」，並與壯族「互相幫助而生活」，透過軍事與政治結盟在邊疆謀求生路。

如前所言，客家建構客家正統性的根源，來自於身為後發移民所承受的深層自卑與匱乏。遲來的客家人，受到佔多數派的福佬系漢人的歧視，但這種自卑感並未擊垮他們，反而被其巧妙地轉化為自傲，亦即「將自卑感轉化為一種基於『真實起源與正統』理念的自我強化。這套正統論在太平天國運動中，與強烈的漢族中心主義合流，並被昇華為抗清的精神資源。其本質上，仍是「被客家等邊疆下層移民所擁有的『自己才是正統漢人後裔』這種扭曲的自我認識所支持的」。這種建構實質上是底層邊緣群體對抗社會汙名的深刻心理防衛機制。

這場革命的起點，緊密連結著領袖洪秀全在國家體制中遭遇的挫折與幻夢體驗：「1837年再次參加科舉考試的洪秀全，在失敗返家的途中因過度震驚而染上熱病倒下。接著在四十天內，他夢見自己升上天，遇見至高的老人並接受了使命。這是對他接受基督教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的幻夢體驗」。

上帝教的崛起，扣合了邊疆下層移民的生存焦慮：「上帝教給予了被既有神明所遺棄的邊疆下層移民希望，並與嚴格的戒律相結合，引發了人們積極的行動」。太平天國藉由擬似家族的「大同」烏托邦，向群眾承諾「吃天父的飯」以獲得生活保障。最終，一神教義演變為旨在打倒滿洲人王朝的政治革命：「應當打倒清朝以恢復『古時中國』的主張」，引爆了底層社會積怨。

起義過程中，客家將防禦性認同擴大為強烈的漢族中心主義，「在強調『天下、天下之中國，以及天下未被野蠻人佔領之土地』的強烈漢族中心主義宣告背後，是客家正統性在清朝嚴酷的輿論限制下發展出來的結果」。當他們攻佔繁華的江南都市後，自卑轉化為對異文化的殘酷壓迫，「他們為了實現『大同』世界而實行的政策是強壓性的，對於居住在江南都市等其他地區的人們的習慣與想法缺乏包容力」。此排他性的神學根源在於對西方宗教的特定吸收，「在太平天國中發現的猶太-基督教思想中的不寬容元素，進一步合理化並強化了這種狹隘且排他的客家修辭」，成為彌補其失去歷史中「缺陷感」的極端手段。

菊池秀明的客家研究打破了純血神話。他指出華南是「許多民族反覆進行越境與衝突、融合的複合性社會」。客家作為後發移民，展現了強大的能動性，但其防衛心理也演變成了「狹隘且排他的客家修辭」。不過，客家最終仍在移墾地找到與他者共存的途徑，在越境、衝突與融合中重塑了歷史命運。

延伸閱讀

顧朋（2015），客家與近代中國革命之關係─以太平天國與辛亥革命為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位論文。

講客廣播電臺邀請國內3位重量級客家學者張維安、羅烈師與林本炫，共同主持客家知識含金量超高的廣播節目《客座教授！安烈炫》，將嚴肅的族群文化與客家議題，透過輕鬆對談的方式，傳遞給大家，把學術研究和民眾的距離，拉得更近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