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教授安烈炫／梁肇庭：客家形成史的大區理論

2026年09月29日

文／羅烈師（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

在傳統中國歷史書寫與客家學（Hakka Studies）的典範中，客家人常被形塑為一幅「因躲避北方戰亂，屢次南遷並完整保留中原純正文化與血統」的浪漫歷史圖景。然而，隨著二十世紀後期的歷史學與人類學轉向，這種單一且本質主義的血緣論逐漸受到挑戰。

澳大利亞歷史學者梁肇庭（Sow-Theng Leong，1939-1987）在其遺著《中國歷史上的移民與族群性：客家、棚民及其鄰居們》（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中，跳脫了「就客家論客家」的傳統藩籬，以社會科學的宏觀架構與動態的族群理論，重新詮釋十九世紀客家認同與客家的形成，開創了全新的研究視野。

中國歷史的大區理論與人口移動

梁肇庭分析客家移民史的核心工具之一，是引介了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的「中國區域體系模式」（Macroregions）。他擺脫了傳統以省界為單位的歷史分析，將中國劃分為數個由中心（Core）與邊緣（Periphery）構成的宏觀區域。

梁肇庭指出，客家人與「棚民」（山地流民）的大規模遷徙，本質上是人口從資源過載的區域中心，向山地、邊界等生態與經濟邊緣區擴散的歷史過程。在十六至十八世紀的經濟擴張（上行）期，清朝內地的土地開發刺激了流民湧入嶺南、東南沿海山區及長江流域山地。此時由於整體經濟大盤擴張，資源尚足分配，在地土著與外來移民之間的空間張力得以緩和。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生態環境惡化、人口過剩，加上清代宏觀經濟走向衰退，區域資源（土地、水利、礦業及科舉配額）的競爭白熱化。原本棲居於生態邊緣區的客家移民，與掌控平原中心資源的土著（如廣府人）發生了直接的利益碰撞，成為大規模社群衝突的底層動因。

十九世紀客家論述之接合

十九世紀華南所爆發的「土客械鬥」，就是因這資源緊縮與生存危機而產生。梁肇庭引入了關鍵的「接合」（Articulation）概念，用以說明客家集體認同的凝聚機制。這包含「發聲表達」與「結構接合」雙重意涵：

衝突經驗的發聲與邊界劃分：在地土著為了捍衛資源，在衝突中將外來移民污名化為「獠蠻」或外來的「客」。面對外在的歧視與生存威脅，分散在各宗族與村落的移民為了自我防衛與向官府申訴，被迫接納並重塑了「客」這個標籤，將原本在地化的受挫經驗，發聲（articulated）為跨區域的「客家受難者集體意識」。

歷史與文化的論述接合：為了翻轉被邊緣化的劣勢，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客家菁英進行了精密的論述接合。他們將客家方言與中原古音鏈結，將各地族譜的遷徙記憶接合為宏大的「五次南遷圖」，並宣稱自身為「最純正的中原漢人後裔」。這種「中原貴胄說」實質上是在極端族群競爭下被接合（articulated）出來的防禦性政治與文化話語。

梁肇庭的貢獻

梁肇庭將客家史從「民族血統宣示」提升至「歷史社會學」高度。

解構本質主義的客家觀：他證明了客家認同並不是隨血緣自然遺傳的「靜止遺產」，而是在特定歷史時空下，由經濟壓力、族群衝突與政治訴求共同激發與建構的「現代族群意識（Ethnicity）」。

提供宏觀與微觀相融的視角：梁肇庭將微觀的「土客衝突」與「方言／認同建構」，放在經濟週期、生態壓力與施堅雅的「區域體系」等宏觀結構中審視，使客家移民史不再是孤立的邊遠地方史，而是中國近代整體社會與政治轉型的重要縮影。

梁肇庭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將客家人從傳統「中原貴胄」的浪漫神話中解構出來，還原為在生態與經濟邊緣奮鬥的歷史行動者。他透過「區域體系」解釋了人口移動與衝突的物質基礎，並透過「接合（Articulation）」理論揭示了認同建構的動態過程。梁肇庭的研究不僅為客家史奠定了現代社會科學的基礎，更為後來的華南研究、移民史與族群認同理論，提供了新典範。

延伸閱讀：梁肇庭，2015，《中國歷史上的移民與族群性：客家、棚民及其鄰居們》。台北市：南天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