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教授安烈炫／客庄發展生態博物館　社區就可以是展場

文／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當我們想到「博物館」，腦中浮現的總是一幅熟悉的景象：肅穆安靜的展廳、靜躺在玻璃櫃中的珍貴文物，以及旁邊附上的專家解說牌。這是我們從小被教導，一套關於如何保存與瞻仰歷史的，莊重而沉默的腳本。

但如果，一座博物館沒有圍牆、沒有玻璃櫃，而它的策展人就是住在裡面的每一個人呢？這個跨越圍牆的博物館想像，正是「生態博物館」（Ecomuseum）的核心精神。它不是一座特定的建築，而是一場顛覆性的文化運動，一種看待地方的全新視角。針對這個概念，本集將分享其中幾個觀點，讓博物館、歷史與社區關係重新定位。

博物館沒有圍牆，社區就是展場

生態博物館的第一個革命性主張，就是炸開傳統博物館的物理圍牆。它不再將歷史文化框限於一棟建築之內，而是將整個村莊或社區視為一個有機、整體的「文化地景」與展演場域。

在這個無圍牆的博物館裡，「展品」不僅是歷史古蹟、宗祠廟宇、古道或菸樓。街角的一棵老樹、一口古井也是展品；在廟宇裡年年上演的祭儀、農田裡的耕作方式、耆老口中關於那棵老樹的鬼怪傳說，或是馬偕醫師曾經到訪的傳說，都可是這座博物館珍貴的無形典藏。它們不再是被抽離的物件，而是在其原始的地理與社會脈絡中，就地典藏，在脈絡中展演著地方鮮活的生命故事。

這種從「封閉建築」走向「開放文化地景」的轉變，讓博物館重獲生命。但要讓地景「說話」，光拆除實體的牆還不夠，更需要拆除知識的圍牆。

專家讓位，以在地居民為主角與策展人

拆除物理圍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生態博物館更大膽地拆除了知識的圍牆，進而提出了它進一步的觀點：將詮釋權從專家手中，歸還給在地居民。這是一場無聲的革命，一場奪回自身文化主導權的社會運動。

在傳統博物館裡，歷史學家與人類學家是知識的權威。但在生態博物館的理念中，在地居民才是自身文化遺產的策展人與導覽員。「居民即是策展人」不僅是一個口號，更是一個社區賦權的過程。它挑戰了由上而下的菁英史觀，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能透過共同參與來詮釋、保護與傳承自己的故事，從而凝聚與形塑更強大的社區認同感。歷史不再是學術名詞，由專家詮釋，而是與當代生活密不可分的集體記憶。

承上，生態博物館被視為一個「集體塑造地方歷史記憶，體現多元價值的文化場域」。

讓歷史成為替活人服務的鏡子

歷史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是為了崇敬冰冷的文物，還是為了服務溫熱的生命？生態博物館提出了一個社會性的答案，將聚光燈從珍貴的物件，轉向了與它們朝夕相處的人們，也就是「斯土與斯民」的整體關係。

這個概念引用了「祖國博物館」（Heimatmuseum）的比喻，將博物館視為一面鏡子，它能串連過去與現在，並鋪設一條望向未來的道路。而這面鏡子背後，藏著一句最震撼人心的創建宗旨：它「不是為亡者所蓋的墳塚」，而是「蓋給活人使用的」，為「民眾」與「現今」服務。

這句話清晰地點出了歷史保存的最終目的：它不是為了憑弔過去，而是為了促進當代社會的福祉與發展。歷史這面鏡子並非讓人們懷舊，而是一件能夠「反思過去、建設未來」的詮釋工具。它的價值，在於能為活著的人們提供凝聚共識、規劃未來的力量。

古道群作為一座現地收藏的「類博物館」

如果文物不該被抽離其原始環境，那該如何「收藏」呢？生態博物館提出了「現地收藏（in situ conservation）」的核心精神——在文物的原始脈絡中進行保存與詮釋。而獅潭的古道群，正是這個概念最完美的體現。

每一條古道本身就是歷史的發生現場，它是一件承載著拓墾史、產業經濟與族群互動資訊的珍貴「博物館典藏」。例如，「十九份古道」這個地名，就直接反映了清末日治時期樟腦產業依股份制度生產的歷史。這個名字本身，就是刻印在土地上的產業史。遊客走在古道上，體驗到的不僅是自然風光，更是一種在真實場景中「尋找真實」的深刻感受。這種將歷史現場直接視為「類博物館」的做法，讓文化體驗變得立體而鮮活。

你的社區，就是一座待發掘的博物館

生態博物館不僅是一個觀念，更是一種看待地方的視角，它的興起正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文化運動。它將文化內涵轉化為社區永續發展的動力，更將居民從被動的居住者，轉變為自身家園積極的敘事者、藝術家、行動者與詮釋者。歸根究底，生態博物館是一份邀請，它邀請我們看見平凡日常中的非凡，傾聽街道巷弄裡的低語，親手成為我們稱之為「家」的地方的策展人。

在你我的社區裡，又有哪些被遺忘的古道、老店舖或傳說故事，正靜靜地等待著我們去發掘，成為我們自己的生態博物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