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教授安烈炫／都市客家變身新社群　客家不再「地緣限定」

文／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社區概念的轉變

由於全球都市化與網路社會的興起，「社區」所指涉的內涵也有所變化。過往，社區被視為一種因為地理空間而形成的聚落，強調在某一個地理範圍內人群互動。就像德國社會學者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所說，Gemeinschaft（德語：社區）是一種基於親密性、傳統、情感連結的社會關係，通常是血緣或地緣基礎的群體。

然而，隨著交通運輸與資訊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社區的形態有很大的轉變，例如以關係網絡、虛擬連結為底的人群單位漸成主流。正如社會學家魏鄂曼（Barry Wellman）所指出，「社區不再必然意味著地理上的鄰近關係，關係網絡反而是其重要的構成因素。」

簡單來說，社區可分三個類型，地理型社區（place-based community），以空間鄰近與面對面互動為基礎；關係型社區（relational-based community），指涉成員在地理上分散，仍可運用他們的關係編織其社區；虛擬型社區（virtual community），則是指仰賴數位科技來構築人際互動與認同連結。都市客家社區具有後兩者之間的虛實相濟特色。

都市客家社區的型態

某個角度來說，都市客家社區正展現出由地理型社區逐步轉向關係型與虛擬型社區的特徵，過程中三者之間也許相互重疊，也許彼此加強，族群成員即使缺乏空間上的集中性，仍可藉由親緣、鄉緣、宗教、文化參與等多重關係建構穩固的（族群）社會網絡，從而維繫語言與文化認同。

當前都市中的客家社區具有上述社區概念的特質。如我們的觀察，都市中的客家人，大多不像過去「客庄」那樣集中居住於某一區域，其居住型態是分散的。比次之間，透過家族關係、同鄉組織、族群文化活動，特別是通過ICT為基礎的的社會媒體平台，使族群成員維持緊密的互動與族群認同。此一觀察呼應沃托維克（Steven Vertovec）的論述：「離散社群透過社會網絡維繫其凝聚力與文化認同，而非依賴地理上的集中性分布」。

這種現象重新定義了「客家社區」的內涵，也對客家語言傳承與族群文化認同的復振帶來新的挑戰。這種情形並不是特例，如美國的愛爾蘭裔、全球猶太社群、以及都市中的蘇格蘭蓋爾語使用者等皆展現相似趨勢。

台灣都市客家的關係性與虛擬性社區

在都市空間中，客家族群不易形成如傳統客庄那般具地理鄰近性的社區，而是透過族群網絡、跨越空間界限，建構族群凝聚力與族群認同。例如台北都會區，雖然仍有部分街區有較多客家住戶，但更多情形是藉由族群網絡、社團組織、文化活動或具有族群特色的慶典活動串聯分布各地的族群成員。

日常生活中各自分散於不同空間中，透過定期活動、即時通訊軟體（如LINE）與社交媒體平台（如Facebook客家社團）族群網絡得以運作。這樣模式與 Wellman 所描述的網絡化社會相當一致：「在當代的網絡社會中，人們往往鑲嵌在多重且片段化的社群之中，這些社群的基礎是社會網絡的連結，而非因為其地理的鄰近性」。都市中的社家社群（區）具有這樣的特質。

對於缺乏清晰地理邊界的都市客家而言，社區的意義漸次轉化為一張由關係編織而成的網絡地圖，關係網絡成為客家族群認同的基礎。此類社區有幾項關鍵特質：首先是活動性，透過族群文化節慶、語言學習班與山歌班等吸引有興趣者參與；其次是組織性，仰賴正式或非正式的客家組織來凝聚力量；第三是虛擬連結性，即是依賴數位媒體平台維繫資訊交流與互動。

都市客家社群的認同，也可能只是甘斯（Herbert Gans）所說的「象徵性族群認同」，這種認同無須仰賴傳統生活模式，而是透過選擇性、象徵性方式參與節慶，就像愛爾蘭裔美國人而言，參加聖派翠克節那樣。這種以社會網絡與文化象徵為基礎的認同模式，漸漸取代了對地理空間的依賴。

都市客家的實務與未來

台灣的都市客家社群具有「關係型社區」與「虛擬型社區」的混合相濟特質。一方面著重於族群網絡的連結與相關文化活動，而非依賴地理的鄰近性來維持族群的認同。另一方面也顯示與「虛擬社區」之間的親近性，客家族群要能靈活運用現代通訊技術來交換訊息、組織動員，跨越空間的限制才得以維續族群文化的傳承與認同。在實際做法方面，都市客家的語言保存與文化推廣策略，可結合教育機構、傳播媒體、節慶活動、公共空間與數位網絡，建構出一套相互支撐的系統。

總之，都市客家人不再僅是原鄉文化的記憶承載者，而是新型態族群社區建構的積極建構者。在全球化與都市化交錯影響下，都市客家展現出高度的適應力與創新性。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社群之間的差異不在於其真實或虛構，而是在於它們被想像的風格與脈絡」。都市客家正透過嶄新的想像與實作方式，重塑其在都市的存在。語言、文化與認同的延續與轉化，將成為台灣都市多元族群活力的重要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