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世宏

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立志不做大官，也不做大事。平日最喜歡做的事是閱讀、思考和寫作。最大缺點是「好為人師」。

2026年7月15日，香港書展開幕當天，警務處國家安全處與海關聯合搜查旺角獨立書店「留下書舍」與「田園書屋」，並以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24條、具煽動意圖行為為由拘捕五人。

一名女店員被反手上銬押離時，胸前黑色T恤印著六個字：「我是書店店員。」照片迅速在港台社群流傳。它之所以令人震動，正凸顯香港政府此舉的荒謬：一個人因賣書被捕，而她以自己的職業，回應國家機器的指控。

據報導，警方行動的導火線，是海關截獲一批自台灣寄往香港的書籍，其中包括衛城出版、記者馮哲芸（Verna Yu）所著《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書中記錄二十位在習近平體制邊緣發聲者的故事，包括維權律師及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

港府選在書展開幕日採取行動，無論是否刻意，政治效果都十分鮮明：官方書展照常舉行，獨立書店卻被拉下鐵門。文化展示仍可存在，但不受控制的知識流通，則必須付出代價。

「留下書舍」前一日才宣布將於8月底結業，並坦言難以掌握紅線，也無力逐本判斷哪些書可能觸法。搜查隨即在隔天發生，更凸顯紅線模糊所造成的寒蟬效應。2026年以來，香港已有多家獨立書店遭搜查，逮捕範圍也從媒體與記者，延伸到書店員工。

無國界記者2026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香港排名第140位，得分39.49，連續兩年落入「狀況惡劣」類別；2002年，香港仍排名第18位。二十多年來的急遽下滑，並非偶然，而是制度條件持續惡化的結果。相較之下，台灣排名第28位、居東亞之首。這不只是一項排名，更提醒台灣：自由有責任進一步轉化為行動。

這次事件凸顯台灣在華文出版世界的特殊位置。多年來，許多無法在香港出版或流通的政論、歷史與社會議題著作，得以在台灣出版，再進入香港讀者視野。《唯紅花綻放》被香港當局視為具有「煽動意圖」，反而證明台灣出版仍能承接被壓抑的思想與記憶。

然而，這份角色目前主要依賴個別出版社承擔，缺乏制度性支持。文化部與文策院雖積極推動版權輸出與市場拓展，卻尚未把「保存並流通受壓制的華文思想」明確納入文化政策。台灣應將出版自由視為文化外交的一部分，支持高風險、低商業報酬的敏感書籍出版，並強化數位保存與跨境流通機制。

香港言論與思想紅線的模糊是一種治理技術。當法律界線無法預測，書店、出版社與作者只能先行自我審查，而這往往比明文禁令更有效。

「我是書店店員」是一種堅持公義的宣示。台灣既仍保有出版與言論自由，就不應只把它當成新聞自由排名上的領先地位，而應更有意識地成為華文世界保存思想、延續記憶、抵抗遺忘的重要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