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世宏
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立志不做大官，也不做大事。平日最喜歡做的事是閱讀、思考和寫作。最大缺點是「好為人師」。
今年2月，聯合國大會以117對2票，通過設立一個四十人組成的「AI科學小組」，專責評估人工智慧的影響與風險。
我第一次看到這則消息，腦海裡浮現的不是矽谷，而是客語。它會不會是未來AI浪潮中被演算法消音的語言之一？
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將這個科學小組的設立形容為「具有奠基意義的一步」。自202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通過《AI倫理建議書》以來，逐步建構出一套「AI倫理治理」工具箱，將文化與語言多樣性明確寫入AI政策核心，要求各國在落實時必須評估對弱勢語言、少數族群媒體與文化表達的影響。
2025年更新的《數位平台治理指導方針》（Internet for Trust）更進一步，直接點名推薦演算法可能強化語言與文化偏見。
換句話說，AI科學小組的組織設計，包含的不只是技術專業，還有一套把少數語言能見度視為治理指標的框架。這對客語社群而言，意義同樣重大。
當前主流大型語言模型的語料結構，本質上是一場語言的「馬太效應」：英語、華語、西班牙語吃下絕大多數訓練數據，其餘語言碎片式地存在，或根本缺席。UNESCO的多方利害關係人AI政策報告早已指出，AI政策制定必須納入原住民、全球南方與邊緣語言社群的觀點，否則AI只會加劇數據與算力的集中，以及文化與語言的單一化。
聯合國新設立的AI科學小組的四十名成員從兩千六百多名候選人中篩選而來，遴選過程由國際電信聯盟、聯合國數位與新興科技辦公室，以及UNESCO共同參與設計。成員中包含語言學與自然語言處理專家，也納入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菲律賓記者瑪麗亞·雷薩（Maria Ressa）這樣的新聞自由代表人物。她的存在提醒我們，AI治理從一開始就不只是工程師的事。
誠然，這個小組不一定能解決客語或其他少數族群語言的困境。對台灣的客家社群、對長期在語言權利議題上奔走的研究者與倡議者而言，有幾件事是現在就可以著手的。
其一，是語料建設的急迫性。無論國際治理架構如何演變，客語數位語料的匱乏是自身的結構性弱點。客委會與相關學術機構可以持續把高品質的客語語料建設，視為語言政策的基礎建設。
其二，是參與國際倡議網絡的必要性。UNESCO的《AI倫理建議書》與平台治理框架，提供了一個在語言權利上可以援引的國際規範基礎。台灣的公民社會與學術社群，應該更積極地連結全球南方、原住民語言、少數語言的倡議陣線，在這些框架的落實評估與監督上向國際發出我們的聲音。
最後，也最根本的是：不要讓技術／科技樂觀主義取代文化政治自覺。AI不會自動保存語言，也不會自動讓客語更有能見度。它會做的，是把現有的權力結構放大、加速。如果我們不在治理設計的源頭介入，等到少數族群語言在演算法裡消失，我們再去爭取能見度，可能就為時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