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教授安烈炫／鍾壬壽　台灣客家風土誌開山祖師

文／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1970年代，台灣正由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客家文化面臨嚴峻的挑戰。鍾壬壽受託編纂厚達近700頁的方志，將「六堆」從地方行政邊陲提升為具備強烈「族群主體性」的文化實體，其《六堆客家鄉土誌》在台灣客家學中具有重要地位。

鍾壬壽的生平

鍾壬壽有豐富的跨國閱歷與多樣化的職務背景。他出生於萬巒客家聚落，年少時受教於前清秀才李福如，建立深厚的儒家「忠義」觀。這種精神可能影響其日後在修志時，高度強調忠義祠作為族群精神軸心的必要性。在日治體制下，客家人被歸類為「廣東族」，鍾氏深刻體驗到族群在殖民統治下的「邊陲化」處境。這種經驗可能成為他日後亟欲證明客家為「正統漢族」的動力。

鍾壬壽曾於南京國民政府擔任統計部部長、侍從官及安徽省建設廳長等要職。這段時期他自稱「廣東客家」，並深受孫文思想影響，將客家認同視為國族認同的「正統分支」，此舉可能與其亟欲擺脫日本殖民者將台灣客家等同於『廣東族』的標籤，轉而回歸中原正統的敘事有關。戰後，鍾氏返台擔任「台灣省工業會總幹事」。

《六堆客家鄉土誌》的編纂契機

1970年代的台灣，面臨農業經濟結構崩解與客家文化流失危機。「六堆大家長」徐傍興博士深知須將歷史「文字化」以延續族群命脈。為此，他主動全額負擔龐大調查與印刷費用，並指派美和護專教師協助，為修志建立具現代專案管理雛形的支援體系。

徐傍興尋覓主筆時，展現了精準的惜才之情。他看重正處人生低潮的鍾壬壽，深知其兼具傳統漢學與現代行政管理經驗的跨界特質。徐傍興力邀其擔綱，透過豐厚資源排除其後顧之憂。這份信任賦予鍾壬壽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成為他晚年重要的精神寄託。

徐傍興對故鄉的珍視與對鍾氏才華的賞識形成完美互補。在其全力支持下，鍾壬壽將畢生閱歷傾注其中，成功將方志昇華為客家先民「求生存」的奮鬥史，完成重塑台灣客家集體記憶的歷史使命。

開創性的修志方法論

鍾壬壽在編纂《六堆客家鄉土誌》時，導入了「考獻」與「徵文」並重的科學精神，打破了傳統方志僅依賴二手文獻的桎梏。他所採用的開創性方法論，徹底顛覆了傳統文獻研究的架構，具體可從以下四個方面來探討。

首先，在資料來源的突破上，傳統文獻研究往往侷限於官方史志與現成族譜，缺乏對庶民視角的關注。為此，鍾壬壽採取了「田野踏查」的方法，不僅親自走訪各庄訪問在地耆老，更實地考察祖牌與墳墓。他透過將民間「口碑」與「實地」證據相互印證，成功填補了官方記載中六堆客家歷史的空白。

集體編寫、口碑實地雙印證

其次，在編寫方式的創新上，有別於傳統修志往往是「文人孤燈的單打獨鬥」且過度強調辭藻的個人創作，鍾壬壽導入了現代專案組織與「集體編寫」的概念。他廣泛動員了美和護專的師生以及地方精英，分頭進行地方資料的蒐集。這種協作模式不僅確保了史料的草根性與全面性，更使修志過程本身具備了社會運動的特質。

第三，在資料與量化證據的運用方面，傳統方志多偏向感性敘述而缺乏客觀的量化基礎。鍾壬壽則發揮其現代化管理思維，採取了「資料導向」的策略。他不僅親自設計了「現代人物調查表」，更主動發函向各級機關調閱「概況書」，藉此建立起1970年代六堆地區最真實、最系統化的人口與社會統計資料庫。

最後，在經費籌措與社會參與機制上，過去修志多半被動仰賴公部門挹注或少數地方士紳的捐助。鍾壬壽則極具前瞻性地首創了「分擔金」集資機制，將經費籌措與〈鄉友錄〉的事略刊載相結合。此一創新做法不僅成功解決了龐大的出版資金難題，更巧妙地透過讓鄉親「歷史留名」的誘因，大幅強化了當代客家族群的集體參與感與族群榮譽感。

全書十二篇核心架構

鍾壬壽在編纂《六堆客家鄉土誌》時，將龐雜的「考獻」成果重組為五大核心，並透過全書十二篇的架構，構建了系統性的客家知識體系。首先，在第一篇與第二篇中，他聚焦於「族群源流與中原認同」的建構。書中採納了羅香林的「五次遷徙說」，將客家人的起源一路溯源至中原的黃帝，並詳列了原鄉英雄與革命元勳的事蹟。此一論述的核心在於為客家族群建構歷史的「正統性」，藉此引導後裔飲水思源，並進一步強化國族連結。

其次，第三至第六篇則描繪了六堆的「軍事防禦與開拓史詩」。這部分詳細考證了先民在「濫濫庄」的入墾史，並敘述了六堆因應「朱一貴事件」而誕生的軍事自治歷程。透過對歷屆總理傳略的爬梳以及忠義祠歷史的紀錄，鍾壬壽確立了六堆作為一個軍事防禦共同體的歷史定位。

觀念前瞻　籲族群思維應開放

在第七與第八篇中，探討重心轉向「社會典範與現代化轉型」。鍾壬壽不僅紀錄了各界鄉賢與傑出女性的事蹟以樹立社會典範，更總結出促成六堆成功的「八大因素」。此外，他以前瞻性的視角提出了「邁向現代化的七大變革」，強烈主張客家人必須改變財產觀念，並且要深入了解工業社會的本質，呼籲族群的思維應由保守轉向開放。

接著，第九與第十篇宛如一座紙上的生活博物館，生動紀錄了六堆的「民俗文化與民間文學」。內容涵蓋了當時的食衣住行與宗教信仰，鍾壬壽更特別觀察指出，在嚴謹的軍事防禦背景與社會節奏下，六堆的客家山歌多半是作為勞動時的慰藉，而非一般的男女情歌。

最後，第十一與第十二篇則致力於「當代資料與全球網絡」的建構。除了系統性地整理各鄉鎮的資料外，他更透過〈鄉友錄〉的編纂，建立了一種強調「主觀認同」優於「地理限制」的嶄新族群網絡。只要個人具備對故鄉的認同觀念，即使身處海外或面臨語言退化，皆納入紀錄之中，從而成功構建了早期的「全球六堆網絡」。

對台灣客家學之時代意義

《六堆客家鄉土誌》不僅是一部地方誌，更是台灣客家運動與學術研究的先聲。此書成功將客家認同從殖民體制下的「廣東族」標籤，轉化為具備歷史深度與正統地位的「現代認同」，確立了族群主體性。鍾氏提出成立「六堆精神研究會」與「歷史文物館」的願景，預示了數十年後「客家委員會」的成立，以及客家文化保存與學術研究的趨勢。

書中歸納出支撐六堆發展的「宗族、水利、教育、軍事」四大支柱分析模型，成為後續「六堆學」研究的起點。透過〈鄉友錄〉打破行政區劃限制，建立跨越全球的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這種重視「主觀認同」的觀點，成為當代推動客家社會發展的重要人力與文化資本。

鍾壬壽先生以其橫跨政、商、文的獨特閱歷，將厚達 700 頁的志書昇華為一場文化運動。他不僅是客家地方風土誌的開山祖師，更是六堆文化主體性的奠基者。此書帶動了1980年代各客家鄉鎮自發修志的熱潮，並直接啟發了1997年的「重修六堆客家鄉土誌」工程。鍾壬壽成功地將先民「求生存」的奮鬥軌跡，轉化為後代引以為傲的族群資本，其精神至今仍深深影響著台灣客家學的發展。

延伸閱讀：吳煬和（2011），鍾壬壽與《六堆客家鄉土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