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世宏
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立志不做大官,也不做大事。平日最喜歡做的事是閱讀、思考和寫作。最大缺點是「好為人師」。
最近才看到新聞數月前一則關於族群「微歧視」的深度報導。這篇值得推薦的報導,訪問新住民與新二代,並呈現他們在台灣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隱微歧視,以及這些看似無意的言語與目光,如何長期影響一個人的自我認同與生活感受。
微歧視(microaggression)之所以難以處理,正在於它通常披著關心、好奇,甚至善意的外衣。
報導中,一名新二代提到,母親為替孩子繳學費,向雇主預支薪水,卻被質問:「你兒子沒有這筆錢是會餓死,是不是?」真正刺人的,不只是語氣,而是話語背後的階級想像:新住民家庭的需要可以被質疑,其尊嚴也可以被隨意檢查。
另一種常見情況,是不斷詢問新二代:「你會不會講媽媽的語言?」問話者或許自認鼓勵多元文化,孩子接收到的訊息卻可能是:既然母親來自越南、印尼或泰國,我就應該會說某種語言;如果不會,是不是辜負了自己的身分?

語言能力需要家庭環境、教育資源與使用機會共同支持,不能單憑血緣自動繼承。當一個孩子一再再被提醒自己「應該不一樣」,多元文化便可能由一項資產,變成一道身分考題。
微歧視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短暫、細微的言語或行為貶抑。它的傷害不一定來自單一事件,而是來自反覆累積,以及當事人必須不斷判斷:對方究竟有沒有惡意?我是不是太敏感?要不要說出來?。
在這些看似無傷大雅的問話裡,少數群體常被迫承擔解釋責任。他們既要消化不舒服,又得顧慮提出異議後,會不會破壞氣氛。最後,保持沉默反而成為最省力的自我保護。
公共空間裡存在某些看不見的界線。移工或新住民在公園、車站與社區活動時,可能因旁人的目光而改變路徑,甚至主動避開某些場所。公共空間在法律上屬於所有人,但當一群人必須先觀察周遭眼神,才能決定自己能不能坐下,那裡就還不是平等的公共空間。
客家人對這種經驗並不陌生。有人把「客家」當成節儉的代名詞,也有人將它偷換概念成小氣、吝嗇與愛佔便宜。這些說法常被包裝成幽默,久而久之,族群身分便被壓縮為少數固定性格。客家人被說成「小氣」,原住民族被視為「愛喝酒」,都是類似的族群歧視。
消除微歧視,不能只要求多數人「更有愛心」。報導中的Podcast工作坊與東南亞料理課,提供了重要的方向:讓新住民自己說話,也讓不同群體在具體生活中相遇。料理不只是異國風味,母語也不是表演文化多元的裝飾;它們背後都有遷移、勞動、家庭與適應的故事。
尊重始於承認:對方無須先證明自己夠努力、夠融入、夠有文化,才有資格被平等對待。
微歧視之所以值得討論,是因為民主社會必須培養辨認權力細節的能力。當我們願意停下來問一句:「這句話為什麼讓人不舒服?」理解才可能開始,善意也才不會繼續成為傷人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