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世宏

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立志不做大官，也不做大事。平日最喜歡做的事是閱讀、思考和寫作。最大的缺點是「好為人師」。

哈佛大學近日拒絕美國聯邦政府的政治干預，成為震撼高等教育體系的關鍵事件。自哥倫比亞大學開出第一槍後，聯邦政府進一步擴張審查目標。普林斯頓大學、西北大學、康乃爾大學等校被分別凍結2至9億美元研究經費，甚至連尚未「違規」的校方也開始預防性自我審查。

這種政治壓力下的大學治理挑戰，與極右翼文化戰爭密切相關。正如極右翼保守派運動人士魯弗（Christopher Rufo）所說，目的是透過行政手段來「馴化」大學，使其遠離社會運動與進步意識形態，轉為中性、甚至保守的場域。魯弗甚至直言：「要讓他們屈服，不是因為你說服了他們，而是讓他們不敢再出聲。」

這場美國極右翼政治勢力對菁英大學的意識形態攻擊，影響的不僅是人文學科，也擴及其他領域的科學研究。聯邦政府在2025年初宣布削減科研費用、限制簽證核發並審查海外資金來源，使得自然與生命科學也陷入某種「寒蟬效應」。耶魯大學社會學教授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 Christakis）批評這是「殺雞取卵」策略，可能毀掉美國菁英大學享有的全球頂尖地位。

最具象徵意義的反應，來自傑森·史坦利（Jason Stanley）教授，他是任教於耶魯大學的哲學教授，也是研究極權主義的學術權威。他在最近接受美國公共電視訪問時表示，美國大學正陷入與納粹時期德國學界類似的命運，當年教授們因自保而沉默，最終讓知識體制變成政權宣傳機器。因此，他選擇從耶魯大學辭職、轉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任職，乃是出於對美國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狀況惡化的失望。他說：「當政府干預學術內容，而校方選擇保持沉默，那就不再是真正的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賈費（Jameel Jaffer）指出，美國聯邦政府不應將《民權法》第六章直接轉化為行政懲罰工具，其應用必須經由調查、程序與比例原則。他援引過去司法判例，提醒大學不只是受聯邦政府補助的機構，更是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思想實驗室。

但多數大學校方擔憂訴訟曠日廢時、人才流失、學生與家長撤資等風險，不敢與聯邦政府正面衝突。例如，加州大學默默撤除「多元聲明」政策、密西根大學關閉多元、公平與共融（DEI）機構等做法，形同屈服於聯邦政府的政治干預。

根據2025年蓋洛普調查，美國民眾對高等教育的信任度降至歷史新低。僅36%表示高度信任，其中共和黨支持者比例更低至20%。而對學術自由感到關切者，大多集中於少數知識圈。這樣的社會氛圍，導致聯邦政府肆無忌憚地整肅菁英大學。

此刻，我們該問的不是「川普可以這樣做嗎」，而是「如果所有人都不說話，誰來保護我們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