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世宏
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立志不做大官，也不做大事。平日最喜歡做的事是閱讀、思考和寫作。最大缺點是「好為人師」。
11月19日，中壢事件48周年紀念與《天命：台灣民主運動者許信良的一生見證》新書發表會在台北登場。這場活動不只回望歷史，更像是許信良在晚年向台灣社會提出的思想總結。
這本24萬字的作品，全由他在八十餘歲時，一筆一劃手寫完成。自序中，他回憶1995年民進黨總統初選落敗，明白「當總統不是我的天命」；2016年推動蔡習會未果，他也確知「折衝兩岸不是我的天命」。直到八十歲，他才確信自己真正的天命，不在政治舞台，而在思想世界。這份自我理解帶著某種儒家式的自省，也顯示台灣民主運動者到了晚年，更願意從歷史高度審視自身與時代的關係。
這樣的自我審視相當重要。因為民主不只是贏得權力，而是學會面對與反省失敗，並在失敗之後繼續探索人民與國家的未來。許信良清楚宣示：21世紀的世界已進入文明競爭，而「民主與否不是制度的差異，而是文明的分野」。
許信良強調，1990年代以後的民主台灣，是亞洲第一個真正由人民力量推動建立的民主國家，而不是外力扶植或戰後安排的產物。中壢事件就是人民意識覺醒的起點，也是台灣史上第一次由群眾主動擊破威權的時刻。這個事件當然與客庄、桃園地方社會的政治文化有深刻連動，其背後的族群、語言與地方社會組織的力量，構成那場突變的底層能量。
美麗島事件雖然更廣為人知，但許信良提醒，中壢事件的意義其實更直接也更具突破性意義。它推開那扇由人民手中打開的民主大門，並且在此後的十多年內，不斷支撐著台灣面向未來的政治想像。
然而，他並沒有沉浸在民主成果中，而是反問：台灣既然走在亞洲前端，為何無法成為中國人民追尋民主的範例？他的答案不指向外部，而是回到自己——「因為台灣的民主還不夠好」。
在他看來，台灣政治菁英普遍缺乏民主治理知識，也欠缺對普世價值的真正信仰。更致命的是，許多政治人物無法超越歷史宿業所形成的對立框架，使得藍綠鬥爭仍習慣以族群情緒、民族傷痕作為動員方式。這樣的民主文化會削弱制度本身，也讓民主示範力難以往外延伸。
他批評「叫人回中國」之類的語言，會讓台灣民主倒退，並使族群對立重新被操弄。從客家、原住民、新住民到不同世代的外省族群，台灣所有的「弱勢記憶」都可能被這種排斥性的多數霸權所傷害。在一個如此多元的社會裡，民主不該被用於分化團結，而應是修補撕裂。
許信良原創的「新興民族」概念，源自1990年代初期。當時他描繪台灣作為全球化浪潮下的新興力量，正在以自由競爭能力證明自身價值。如今，他重新引用這套理論，強調台灣內部更需要化解對立，讓不同族群共享民主成果；對外則要透過制度示範，建立與中國社會的對話可能。
這是他對台灣長期政治的深層期盼。若台灣只能以狹隘的民族主義或歷史傷痕來定義自己，那麼民主將被非理性的情緒綁架，難以持續深化；相反地，若能在民主制度中安頓差異，讓社會看到彼此的未來，那麼台灣才能真正成為華語世界的民主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