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世宏
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立志不做大官，也不做大事。平日最喜歡做的事是閱讀、思考和寫作。最大缺點是「好為人師」。
丹麥總理佛瑞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近日在格陵蘭首府公開向受害女性致歉，承認1960至1990年代，丹麥政府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對約四千五百名格陵蘭女性強制植入避孕器。這不僅是醫療倫理的重大侵犯，更是殖民體制下權力不對等的典型案例。
表面上，這個節育政策是為了「控制人口」而實施的公共衛生政策，但背後卻是殖民權力以文明之名，干預、規訓並剝奪弱勢族群最基本的生育權。當時的受害者當中，有的女性年僅十二、十三歲。
佛瑞德里克森的道歉固然是一個必要的起點，但我們必須追問：道歉之後呢？受害者失去的生育能力，無法透過一句「對不起」來彌補；長年的身心創傷，也不是象徵性的致意就能撫平。若沒有後續的制度性補償、真相調查與歷史教育，這份道歉恐怕淪為政治姿態。
格陵蘭至今仍是丹麥王國的一部分，殖民遺緒不僅體現在制度，更存在於集體記憶。許多女性在數十年間被迫承受沉默與羞辱，如今她們終於能在公開場合聽見一句道歉，或許能減輕部分心理重負，但真正的和解必須建立在平等與正義之上。
這起事件也讓我們反思：在全球各地，殖民歷史留下的創傷並未遠去，往往化為今日社會的不平等。從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學校到澳洲「被偷走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s），再到格陵蘭婦女的強制節育，這些歷史傷口提醒世人，殖民主義的陰影從未真正消散。許多案例顯示，倘若沒有真相調查委員會、賠償計畫與教育改革，創傷可能代代延續。
在這些過程中，媒體的角色至關重要。若沒有記者持續追蹤調查，揭露受害者的故事，許多歷史黑幕可能仍被埋藏。和平新聞學（peace journalism）強調的不只是報導衝突或悲劇，更是呈現出解決方案、賠償進程，以及受害者如何走向復原的歷程。媒體若能持續提供平台，讓受害者的聲音被聽見，讓社會大眾認識制度不義的本質，便能促進公共討論與社會反省，為社會真正的和解鋪路。
這些新聞事件也同時提醒我們，和解並非一蹴可幾。它需要制度設計，也需要集體記憶的重塑。例如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強調公開、透明的對話過程，加拿大近年透過官方道歉與補償計畫逐步修復原住民的傷痕。這些經驗都顯示，社會應勇於面對歷史最黑暗的篇章，並將其納入教育與公共政策，下一代才可能不再重蹈覆轍。
佛瑞德里克森的道歉，讓格陵蘭婦女的痛苦首次在國家層級被正視，但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關鍵在於：這份道歉能否化為持續的制度改革，能否建立起新的信任關係，讓受害者得到補償，讓歷史成為反省的資源而非沈重的陰影。對於台灣而言，這同樣是一面鏡子，提醒我們如何處理自身的歷史創傷，以及如何透過新聞與公共討論，讓「正義」不再只是口號，而是具體落實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