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世宏
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立志不做大官，也不做大事。平日最喜歡做的事是閱讀、思考和寫作。最大缺點是「好為人師」。
《星空下的黑潮島嶼》在第60屆金鐘獎一舉入圍16項，顯示社會對此題材與製作規模的肯定，也再次提醒我們：民主台灣對威權過去的歷史記憶，不能只靠教科書與紀念日，還需要能觸動情感、重建公共想像的影視文本。
作為台灣第一部聚焦綠島「新生訓導處」政治犯生活的影集，它不是把白恐簡化為受害者／加害者的二元對立，而是轉化為一種身體實踐的生存試煉：醫師發揮專業、在荒島搭起醫務室，接生、縫合、對抗傳染病；農學背景者試驗防風、改良土壤、養豬種菜，讓營區與在地居民都受惠；會拉琴、懂工藝的人，甚至用廢木自製小提琴與暗房器材。這些細節，並非浪漫化的虛構，而是來自於創作背後扎實的口述歷史與田野調查。
我特別留意到該劇的語言處理。劇中不只聽見客語，也聽見日語、台灣閩南語與南腔北調的國語。這不是噱頭，而是那個年代生活語境的再現。對少數族群而言，能在主流劇集中以母語說話，本身就是文化公民權的演練；而這樣的語言多元性，與公共媒體長期推動的「跨語言、跨族群」目標相呼應。事實上，客家電視台與跨部會資源的整合，使這部作品得以成為旗艦級製作，並在台南岸內影視基地重建場景、投入高額成本，呈現歷史細節。這同時也是文化治理的一次示範：當市場機制不一定願意承擔長時段、重田調、高風險的公共議題敘事，公共廣電媒體系統與地方政府的合作可以補上缺口，讓公共利益優先於短期流量。
然而，這段歷史的再現並不總是一帆風順。媒體對該劇主創團隊的專訪清楚記錄了預算凍刪帶來的寒蟬效應：作品尚未播出之前即曾遭到政治攻訐，藝術創作被「預防性指導」，宛如在民主社會裡重演另一種形式的審查。對創作者而言，真正能也應該監督他們的，是觀眾與專業評議，而非以預算作為意識形態工具的權力。
這起爭議反過來突顯本劇的必要性：當我們在劇中看見醫師與青年用手術刀、鋤頭與小提琴抵抗荒蕪，現實裡的我們是否也願意用公共討論與制度設計抵抗文化政策的荒蕪？
從記憶政治角度看，《星空下的黑潮島嶼》並不是要替任何人「洗白」，而是把當時的「人」重新放回歷史位置。政治犯不只是受難者，也是在地醫療、農業與教育的主動貢獻者。這種平凡人視角的歷史敘事，使我們得以超越標籤，理解威權如何滲入日常，以及人如何在縫隙中互為依靠。
這樣的歷史寫作方式，對今日台灣尤為重要：當地緣政治的風浪再起，「和平」不能只是一句口號，它需要以人為本的制度與文化條件；而再現歷史的影視作品，正是讓台灣社會有機會以戲劇形式練習民主共處的一次重要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