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教授安烈炫／吳學明「讓帳本說話」　公私文書互證成研究典範

文／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吳學明教授長期任教於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專注清代台灣開發史、客家移墾史及契約文書研究，能見其對原始史料的堅持與方法論的創新。其核心主張「無史料即無歷史」，體現在他對史料「搶救、整理、解讀」的實踐上。他將原本被視為廢紙的民間帳簿、地契與書信，提升至與國家檔案同等的史料地位，並透過這些材料揭示了官方檔案無法觸及的常民生活細節與權力邏輯。這種由下而上的研究取徑，豐富了台灣開發史的內涵，更確立了檔案實證主義在客家研究中的權威地位。

金廣福墾隘體制的重構

吳學明對「金廣福墾隘」的研究，利用「北埔姜家古文書」（私文書）與官方的《淡新檔案》（公文書）進行交叉比對，對清代北台灣山區的開發史提出新的見解。

透過合約結構與組織運作的考證，吳教授指出「金廣福」實為一個經過精密設計的政治與商業符號。「金」字雖有發財之意，但在當時更作為商業行號的冠稱，暗示其「官督商辦」的特許性質；「廣」代表廣東籍（客家）墾戶，主責「在山」的前線武裝拓墾；「福」代表福建籍（閩南）商紳，主責「在城」的資金籌措與官府交涉。

針對金廣福後期由「閩粵合資」轉變為「客家（姜家）獨資」的歷史過程，傳統觀點多將其歸因於閩客族群意識高漲導致的對立與分裂。然而，吳教授透過解讀《隘糧帳》與股權轉讓契約，提出了基於經濟理性的新解釋。他指出，維持大隘防線需要龐大的軍費（隘糧與隘銀），在土地開發尚未獲利前，組織長期處於虧損狀態。

對於居住在竹塹城內、僅作為投資者的閩籍股東而言，面對不斷追加的資金需求與無底洞般的戰爭成本，退股是基於風險控管的「理性止損」。相對地，對於身處拓墾前線的姜家與客家墾戶而言，防線的崩潰直接意味著家園與生命的喪失，因此他們處於「無路可退」的結構位置。姜家承接閩籍股權，並非單純的擴張野心，而是一種為了生存必須獨力支撐防衛體系的被迫選擇。

吳學明的研究亦揭露了金廣福作為「武裝拓墾股份公司」的本質。他指出，清帝國在道光年間採取「官督商辦」策略，解決官方無力經營邊陲山區的問題。金廣福透過「隘隘相連」的戰術，步步壓縮原住民的生存空間。透過分析《隘糧帳》中火藥、鉛子的購買紀錄，吳教授將模糊的「番害」轉化為可計算的「戰爭成本」，證明了北台灣的開發史實為一部高強度的武裝殖民史。

義民信仰的空間社會學

在學術生涯晚期，吳學明將視野從「時間的歷史」擴展至「空間的地理」，致力於全台義民信仰的系統性普查。他與研究團隊透過地毯式的田野調查，繪製了義民信仰的空間分佈圖，並提出「香火網絡」理論，解釋客家移民如何透過信仰建構跨地域的社會組織。

吳學明非僅關注新埔本廟或歷史事件（如林爽文事件），關注的是義民信仰如何隨著客家人的「二次移民」擴散至全台。他指出，當客家人離開桃竹苗原鄉，前往中南部內山或東部開墾時，義民爺信仰成為了一種「可攜帶的神聖空間」。移民者透過求取令旗或香火，將信仰帶在身邊，這不僅是心靈寄託，更如同「精神護照」，協助移民在陌生且危險的新環境中建立聚落。

在《台灣客家聚落之信仰調查：變與不變》一書中，吳教授發現義民信仰在擴散過程中，形式上會隨著在地條件進行彈性調整（變），例如從家中神位演變為村落公廳再到分香廟；但透過定期的謁祖、過爐與刈火儀式，分廟始終維持與新埔本廟的連結（不變）。這種「變與不變」的機制，使得信仰能夠在適應在地化的同時，維持核心認同的再生產。

此外，對於二次移民而言，遙遠的中國廣東祖籍地已難以作為故鄉的認同，而新竹新埔本廟則取而代之，成為可被反覆往返、具體連結的「心靈新原鄉」。這種空間認同的置換，強化了義民信仰作為台灣客家共同符號的地位。

研究還指出，義民信仰的「香火網絡」實質上是一套社會組織系統。透過十五大庄的輪值制度與分香網絡，分散的客家聚落被整合進一個具有共同運作節奏的集體之中。在清代，這套網絡具有防衛互助的功能；在現代，則轉化為文化認同與社會動員的資源。吳教授將義民信仰從宗教史議題，提升為理解客家社會如何在台灣不同區域延展並維持凝聚力的機制。

公私文書互證與「讓死帳本說話」

吳學明對台灣史學界最深遠的影響，莫過於其在方法論上的建構。他所創立的「公私文書互證」典範，成為後輩學者研究區域史的標準配備。

吳學明主張，過度依賴《淡新檔案》等官方文獻會造成「倖存者偏差」，因為官方檔案多充滿官樣文章或僅記載合乎法規的結果。唯有引入民間私文書（如契約、帳簿、私信），才能拆穿官方敘事的假象。例如，在官方奏摺中，金廣福始終維持「閩粵合作」的論述以符合政治正確；但姜家的私帳卻清楚顯示閩籍股東早已退場。透過兩者的互證，歷史學家才能分辨出「面子」（政治修辭）與「裡子」（經濟實相）之間的張力。

吳學明常備被譽為「讓死帳本說話」的大師。他擅長從枯燥的數字與條款中，提煉出社會運作的邏輯。例如，他透過對照《淡新檔案》的判決與姜家的《日用收支簿》，發現姜家在打官司時支付了大量的「鞋金」、「筆金」與「酒資」。這些紀錄量化了清代司法的「隱形成本」，證明了所謂的勝訴往往是透過金錢疏通而來，揭示了司法運作的真實面貌。

在解讀漢人向原住民購地的「番契」時，他聚焦於反覆出現的「找洗」（追加地價）條款。他指出，這雖看似漢人補貼原住民，實則是透過小額追加款項來徹底切斷原住民對土地的所有權連結，是一種「斷尾求生」的法律手段，揭示了族群權力不對等下的土地掠奪機制。

此外，吳學明透過分析《分家鬮書》，他讀出了客家家族的「養老機制」（膳田保留）與「家族信託」（蒸嘗田），證明了客家社會的孝道與宗族凝聚力是建立在嚴格的資產分配制度之上。

這一系列研究成果的起點，皆源於1980年代那場傳奇式的史料搶救。當時還是碩士生的吳學明，在盛清沂與朱文光的引薦下，獲得進入姜家倉庫的機會。他以「逐包開啟、逐件登錄」的方式，在塵蟎與霉味中整理出超過600件珍貴文書。若非他當時的堅持與搶救，這些記錄著台灣開發史關鍵細節的證據極可能隨時間灰飛煙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