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藝晅、朱愷元／台北報導】「當影像成為敘事的起點，大時代的記憶是否能再次被喚醒？」台北國際書展今（4）天下午舉辦講座「時代的回聲：影像如何重述台灣的大時代」，邀請《星空下的黑潮島嶼》導演王傳宗、《那張照片裡的我們》導演暨金牌製作人湯昇榮，以及牽猴子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創辦人王師，三位重量級影視巨頭齊聚一堂，以創作、製作到發行拆解影像如何回望歷史、縫合世代。
湯昇榮表示拍攝時代劇集前，最困難的往往不是拍攝，而是題材和田野，要找到微小而重要的切口；王傳宗則表示，自己並不覺得是拍在歷史，而是拍「人怎麼活下來」；王師則強調，台灣人要自己說故事，而不只是依附在中國史、東亞史裡面，這樣才有決定自己命運的可能。
講座尚未開始，現場座位早已坐滿，觀眾提早入席等待，三位講者登場前，現場依序播放《天馬茶行》、《那張照片裡的我們》、《星空下的黑潮島嶼》預告片，觀眾目光緊緊跟隨著每一幀畫面，彷彿被拉回那個仍未說完的年代，也展現出台灣影視、客家影視的強大能量。
湯昇榮：從大時代入手，找到一個能被看見的切口
湯昇榮分享，台灣其實擁有非常多元、繽紛的自由，只要有好的方向、好的投資，就能把屬於這座島嶼的故事分享出去。「怎麼從大時代去入手創作，是我們很重要的過程。」他直言，最困難的往往不是拍攝本身，而是題材選擇和田野調查。
他以《茶金》為例，從「茶葉」這個台灣重要的經濟作物出發，在時代脈絡中延伸出更多層次的故事；在《那張照片裡的我們》中，則選擇從「照相館的女兒」視角切入，重新談論1977年的社會氛圍，「當你選定一個題目，在那個時代裡，其實會看見很多你原本沒想到的面向。」
談到尋找題材的習慣，湯昇榮透露自己每天都會看報紙，只要是感興趣的客家、醫療或社會議題，都會蒐集在資料夾內，等到需要拍攝時都會再回頭去找。「1977年在戒嚴狀態下，有民歌、有本土文學崛起、有竹科園區開始發展，但中壢事件卻很少人知道。」於是，他試著把這些看似零散的線索串起來，拼湊出那一年台灣的縮影。
王傳宗：我不是拍歷史，我拍的是「人怎麼活下來」
《星空下的黑潮島嶼》導演王傳宗坦言，自己從來沒有雄心壯志要拍一部「偉大的歷史劇」。星空島嶼的創作起點，源於一張照片——報導裡一張「軍官與犯人的合照」，讓他感到非常不一樣。
「我那時候38、39歲，自認很了解台灣歷史，卻不知道綠島有一群思想犯，在228時沒被處死，被關在那裡15年。」更讓他震撼的是，這群人後來蓋醫院、蓋學校，重新建設整個綠島，而這段歷史，在他38歲以前完全不知道。「大家都在拍校園、小清新故事，但台灣其實也有很多歷史題目。」
《星空下的黑潮島嶼》從單集預算不到450萬元，走了八年，總預算累積到1.7億元。王傳宗說：「創作需要很大的野心嗎？只需要感受就可以了。」他分享，最初曾有兩版劇本，前者偏沈重，後者比較像馬蓋先式、一集解決一個問題，讀本時演員反應差異極大，最後選擇了讓演員「眼睛發亮」的後者版本。
他強調，自己不是去「說歷史」，而是講「當時的人怎麼活下來」。在創作過程中，語言更成為關鍵，「在拍黑潮之前，我以為語言只是工具，拍了之後才發現，它是在形塑我們最重要的事情。」客語、日語、華語、台語，每一種腔調都請老師協助調整，因為那正是時代的真實樣貌。
王師：台灣人如果不自己說故事，那絕對不是什麼好事
從發行與市場角度出發，行銷奇才王師分享，近期最大的感觸是2025年台灣解嚴的日子終於超過戒嚴的日子。回顧1989年《悲情城市》當時社會的氛圍，「拍片是危險的，得獎更危險」，不過那種禁忌與好奇感，也造就了當年轟動與票房；但20多年後，再重看這些作品，社會感受已經完全不同。
「我很關心的是，在這個時代拍一部談台灣歷史的電影，它的當代性與急迫性是什麼？」他以《神隱少女》作比喻，當白龍被奪走名字後重新找回名字的過程，與台灣在各個政權的統治下，逐步找回主體性的歷史相似。「如果你（台灣人）不說自己的故事，而是讓別人幫你說，請相信我，那絕對不是什麼好事，你有可能會變成反派。」王師表示，台灣史不只是依附在中國史、東亞史裡面，這樣才有可能決定自己的命運。
王師也指出，日本NHK每年以最高規格拍攝大河劇，美國則用不同類型戲劇來拍前總統林肯，而台灣直至今日，光是要把重要的人與時代，用誠懇、寫實的方式拍出來，就會有重重阻礙，坦言「這是一條很長的路」，王師說：「但在我們還能呼吸自由空氣的時候，就要盡一切力量去對抗遺忘。」
影視的力量「先被故事感動，進而去理解歷史」
講座最後，三人不約而同提到「影視的力量」，王傳宗舉韓國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為例，先讓觀眾被故事感動，進而主動去理解歷史，他說：「電視、電影是娛樂，但那份娛樂，會把人帶往更深的地方。」書展的午後，影像成為回聲，歷史不再只是過去，而是仍在發聲的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