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世宏
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立志不做大官，也不做大事。平日最喜歡做的事是閱讀、思考和寫作。最大缺點是「好為人師」。
電影《那張照片裡的我們》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它重現了1977年的中壢事件，更關鍵的原因是這部電影背後的制度性力量與創作者選擇，清楚指向「誰有權說故事、用什麼語言說、要說給誰聽」。其中，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與監製／導演湯昇榮，正是讓這段歷史得以被重新詮釋的重要推手。
長期以來，台灣影視對威權時期的敘事，多半以「國族—政黨—菁英」為中心，地方社會與族群語言往往只是背景音。《那張照片裡的我們》得以大膽採取高比例的客語原聲配音，不僅是創作選擇，更是多元族群語言文化的制度成果。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近年積極介入影視製作，已不再停留於文化語言保存，而是透過資源媒合與產製支持，讓客家語言與歷史進入主流類型電影，成為能與市場、國際對話的敘事核心。
此一策略，等同於宣告：客家不是台灣民主史的邊緣存在，而是其核心存在；客語也不只是「文化符號」，而是承載政治情感與集體記憶的公共語言。而當客語成為電影主要語言時，更進一步促使觀眾面對一個長期被忽略的事實：中壢作為典型客庄，其政治情緒、社會互信、乃至街頭動員的語言媒介，本來就不可能只用華語來理解。因此，這部電影在客家影視脈絡中，延續了近年以更高製作規格、類型敘事與市場策略，將族群語言推向主流視野的趨勢，也就是把客語當成傳承與再現歷史記憶的重要載體之一。
一如他過去的戲劇作品，例如《火神的眼淚》、《誰是被害者》和《茶金》，湯昇榮的製作軌跡始終圍繞國家、制度與個人之間的複雜關係。《那張照片裡的我們》作為他首次執導的劇情長片，選擇中壢事件這個高度政治化、卻長期被簡化的歷史事件，可說是延續了他一貫的問題意識：在巨大的結構暴力下，普通人如何被捲入？又如何留下紀錄？攝影少女、照相館與「那張照片」，正是對威權時代的深層反思。
此外，本片以韓國演員振永飾演跆拳道教練，將故事自然連結到台韓冷戰體制下的大背景。1970 年代的台灣與南韓，同樣處於反共威權體制：一邊是朴正熙體制下的韓國，一邊是蔣經國主政的台灣。中壢事件之於台灣，正如稍後的光州事件之於韓國，都是地方社會對國家暴力、獨裁體制與選舉不公的集體反抗。透過跨國角色的劇情安排巧思，電影讓觀眾意識到，民主化並非單一國家的歷程，而是一條在東亞不同社會中彼此映照、相互啟發的路徑。
因此，《那張照片裡的我們》並不只是青春愛情片，而是一場結合公共傳播、族群語言與跨國民主史的文化實驗。它提醒我們，民主不是抽象制度，而是由一群勇敢的人民在某個關鍵時刻做出的行動選擇。那些選擇，也許曾被壓制、被消音，但只要還有人願意拍下、說出、重現，它們就不會真正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