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來美（資深媒體人）
從1895到1945年，台灣人面臨兩次政權更迭，不僅得適應統治者新政，因語言的轉換，對喜歡閱讀、書寫的人來說亦是一大挑戰，台灣文壇南北雙鍾（鍾理和、鍾肇政）靠著漢學素養與勤學，成為傑出的華文作家；僅受4年日文教育的魏廷朝靠著語言天份與才華，也成為出色的日文翻譯家。
1895年甲午戰爭清朝戰敗，簽《馬關條約》，將台澎割讓給日本殖民統治，隔年在台興辦國民教育，日語成為國語，讀書人科舉夢斷，不甘被奴化者，為維繫漢學，寄情於詩社、鸞堂抒發情懷，懂漢醫的鸞生還會開藥籤幫人治病。
日本在台國民教育並非馬上普及，偏遠地區據台近20年後才設立公學校，如西湖、頭屋，學子只能到書院改的鸞堂（如西湖重華堂、修省堂）或一般私塾念漢文，而偏遠公學校的就學率也僅3到5成，女子就讀的更少。
台灣人為爭取知識權，所興辦的報紙曾准設漢文版，但1937年中日事件（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中日正式宣戰，不僅漢文版被取消；詩社的文稿出版前也要審查。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國民政府來台接收，一度百家爭鳴，還出現地方報，如苗栗「民生報」、台中「民聲日報」、台東「台東島報」、花蓮「更生報」，因多數讀者看不懂漢文，還有日文版，就連二二八事件發生後，21師部隊來台清鄉，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怕百姓看不懂中文，「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還有日文版。
但，來台接收的官員跟日本官僚一樣，都未善待台灣人，視為二等國民，重要職務沒有台灣人，對語言的限制一樣嚴苛，日治末期在台報紙禁漢文版，而台灣光復一年多後，也同樣禁日文版。
「光復那年我20歲，考上台大中文系，因聽不懂老師講什麼，只好回龍潭家鄉教書，中文從ㄅㄆㄇㄈ學起，昨天才跟老師學，今天就教小學生。」作家鍾肇政（1925–2020）回憶日文轉換中文，是早年台灣人的共同記憶，加上當時充滿反共、懷鄉文學，本土作家稿子很難獲採用。
「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撰稿人之一的魏廷朝（1935–1999），父親魏維崇在龍潭庄役場任職，因與日籍庄長宮內起衝突，被貶調到後龍，國小三年級時也從龍潭轉學到後龍，升四年級時日本戰敗投降，因缺乏懂中文的老師，本教ぁぃぅぇ的老師，下課後先去學ㄅㄆㄇㄈ，第二天就現學現教，致上課一團亂。
魏廷朝記得國語課一到六年級教材都一樣，有段「人有兩手，一手五指，兩手十指；指有節，能屈伸……。」因後龍也有客家人，校長還用客家話教「一陣風，一陣雨，路上行人苦。小學生，上學去，上學有決心，風雨豈能阻﹗」
「我是台大法學院行政專修科二年生……，從光復到現在，接受祖國的教育已二年，但慚愧得很，我還不會以國文來發表自己的意思，希望同學給我多指導，我願提出熱情與同學們通信，來吧！熱情的朋友……」已故苗栗縣長邱文光（1928–1990）曾以「熱情」投稿苗栗民生報。
民生報也刊出詩人羅洁泙（羅浪、1927–2015）的新詩「苦著的心！」那時女權低落，警方還辦酒家侍應生集訓，寫心得報告，首名還刋在民生報，內容充滿當酒家女的悲苦。
被貶到西湖任教的吳濁流（1900–1976）雖不滿日本人，但他還是習以日文寫小說，漢文寫詩，《台灣連翹》是日文寫的，中文版是鍾肇政翻譯。鍾肇政、鍾理和（1915–1960）的文章能獲聯副青睞，除了主編林海音是客家人，鍾理和也學過漢文，在北平住了好幾年，鍾肇政則是勤學。羅浪的父親是勘興師，漢學佳，他受父親影響也喜讀章回小說，紮下漢文基礎。
魏廷朝僅受4年日文教育，日本就投降，他能在獄中翻譯谷崎潤一郎的小說《細雪》，靠的是語言天賦與才情；李登輝《台灣的主張》是日人江口克彥寫的，也是他翻譯成中文。
他坐過3次政治黑牢達17年，首次出獄認識留日文學碩士女友，感佩服他的日文造詣；第3度出獄後到日本教了2年半中文，靠的也是中日文功力。
政黨可以輪替，政權不能更迭，盼台灣朝野理性問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