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教授安烈炫／原住民與客家人的婚姻，台灣的故事

文／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原客通婚與普及性的質疑

台灣族群之間的通婚歷史可追溯至荷蘭統治時期。清代來自福建與廣東的男性移民，因性別比例失衡，常與原住民女性通婚，逐漸出現「有唐山父，無唐山母」的族群組成印象。

此種族群互動，在日本統治初期亦可見於北台灣山區，當時已有漢人（包括客家人）與原住民女性通婚並定居於部落之情形。據地方家族記錄，如苗栗部分客家家族至今仍保有其具泰雅族紋面女性祖先的肖像，可見該類通婚關係對家族記憶與文化身份具有一定影響。

然而，關於此一通婚現象是否具有「普遍性」，學界意見不一。黃樹仁（2013）對其普及程度持保留態度，指出此類跨族群婚姻未必如民間傳說中頻繁。他提出的質疑包括：第一，史料對通婚的記載相對稀少；第二，性別結構失衡主要出現在清代以前；第三，原住民族人口總體基數較小；第四，清代律例與漢人本位視角可能對通婚現象的呈現產生偏差。

此外，現代基因研究亦顯示，原住民基因在台灣漢人族群中的比例並不高，進一步支持上述對於通婚數量有限的觀點，暗示當時實際發生的原漢、原客通婚事件或許遠不如傳說中所述的普遍。

原客通婚類型與實例

原住民與客家族群間的通婚形式，大致可歸納為三種類型。第一類為漢人男性與原住民女性的婚姻關係，這在清代尤為常見，主要與當時女性移民比例低有關，因此常見「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社會現象。以新竹關西八寮為例，當地蔡姓耆老口述指出，早期「金廣成墾號」中陳姓開發者與當地原住民女性通婚，建立良好關係，甚至在山區原住民族群有出草行動前，能提前得知消息，使其得以順利拓墾偏遠山區。

此外，尖石鄉梅花村泰雅族女性張也西麗，經媒妁介紹，嫁與新埔大平窩之客家人張在富，婚後改名並放棄原有族群身分，逐漸融入客家生活圈。另有賽夏族女性趙虹瑛女士，於十七歲時與一名客家男性相識，二十歲結婚，其父支持此婚姻，理由是家中已有類似族群通婚經驗，儘管母親一度憂慮文化與風俗差異所帶來的問題。

口述歷史亦提及，若泰雅族家庭中有未紋面的女兒，因難以在部落內尋得婚配對象，往往選擇讓其與漢人通婚或被收養。

第二類則為原住民男性與漢人女性的通婚案例，此類紀錄較為少見，但亦有若干口述歷史與具體實例。以「力馬工坊」為例，其負責人南賢天為台東卑南族人，妻子則為客家族群。二人透過陶藝創作與餐飲文化的整合，展現出融合客家與原住民文化的生活美學。

據說「力馬」（LIMA）一詞，意指數字「五」，亦有（客話）「斗笠」之隱意，象徵原漢文化在生活實踐上的相互連結。另，根據泰雅族人之記憶，有原住民男性因配偶無法生育，而再娶客家女性之情形。

第三類則是客家男性入贅原住民社群，此類情形在歷史記錄中不算常見，但部分耆老之口述說明其確實存在。由於平埔族群多屬母系社會，故招贅婚較為普遍。例如桃園大溪大溪坪的李姓耆老曾提及其祖先入贅竹頭角部落，另有新竹橫山的徐姓耆老也表示祖上有入贅部落之經驗。

更具體者，如日治初期的理番文獻中記載「鹹菜甕人」徐阿滿入贅馬武督社之事。據稱，徐阿滿不僅獲得部落社群之尊重，並迎娶部落領袖（即「土目」）之女為妻，此婚姻關係為依循泰雅族傳統建立之正式聯姻，而非類似漢人社會中的妾室地位，顯示其在原住民族群中的特殊社會角色。

上述三類通婚關係顯示，不論出於性別比例、經濟拓墾、社會網絡或文化融合等因素，原客之間的通婚在特定歷史脈絡中發生，並非單一現象，而具有多層次與多樣性的社會意涵。

漢人（含客家）與原住民族通婚原因

在清代（約1683–1895），台灣移墾社會由於清廷嚴格限制漢人攜眷渡台，造成台灣社會男多女少的狀況。其前所述因而流傳「有唐山公，無唐山媽」之俗諺。另，平埔女性因聘金需求相對較低，對當時經濟條件有限的漢人男性具有實質吸引力。

此外，開墾山區土地的客家人，在拓墾過程中為確保人身安全與土地取得，亦常藉由與原住民女性的通婚作為策略性手段，以利建立穩定的族群關係。原住民女性勤勞耐勞的特質，亦符合客家人對理想媳婦的期待。

在原住民族群內部社會結構中，如平埔族普遍呈現母系社會或具有母系色彩，也為漢人男性提供了入贅的社會空間。雖然日後官方戶籍制度主要依循父系繼承原則，但這些通婚所生子女在母系族群中成長，長大後亦可能再與其他平埔族成員婚配，形成跨族群婚姻的持續鏈結。此外，一些在原漢邊界地區擔任「通事」或「番割」的漢人，也會與部落建立婚姻關係。例如大湖窩的陳履獻與原住民雅優公主之間的通婚故事，至今仍被視為地方社會中族群融合的象徵性敘事。

進入日治時期（1895–1945），上述通婚模式雖延續清代脈絡，卻也受殖民政策與經濟結構轉變的影響而出現新的動因。日本當局為推動樟腦產業，積極引導漢人移入山區從事開發，促使原客接觸頻率增加。

此時期的通婚關係部分出自於生活便捷與地緣關係，例如地處偏遠山區的客家人因與原住民原本就有互動基礎，遂透過通婚強化彼此信任，有時亦成為原住民與日本政權之間的中介者。另一方面，也有因年長、經濟條件較差的漢人男性選擇與勤勞、聘金較低的原住民女性結婚，作為個人生活上的權宜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泰雅族社會中存在收養漢人嬰孩的情形，這些嬰孩可能是在族群衝突（如出草事件）中獲得，被部落收養後撫育長大，並最終與部落成員通婚，成為原住民社會的一份子。此一現象反映出跨族群通婚並不僅限於成年男女的婚配，也可能從兒童收養、文化再社會化開始，進一步加深族群融合。

戰後時期（1945年至今）台灣社會發生諸多變遷，也帶來新的通婚動因與身份認同變化。隨著國民政府遷台，大量單身榮民來台，性別比例再度失衡，導致其與原住民女性通婚情形普遍。戰後原住民族喪失對傳統山林資源的掌控，社會經濟地位下降。

為避免歧視，部分原住民家庭選擇淡化族群身份，融入漢人社會。嫁入漢人家庭的原住民女性，常以夫家族群為子女的主要認同來源。原住民族進入都市後，與漢人社會接觸增多，通婚機會亦相對提升。近年，身份認定制度鬆綁，允許子女承襲母系族群，使原住民人口認定更具彈性。

原客族群通婚的社會意涵

清代前期，台灣漢人移民以男性為主，女性人口比例偏低。由於清政府限制攜眷渡台，造成性別結構不均，漢人男性與原住民族女性通婚的情形出現，相關情況亦反映於「有唐山公，無唐山媽」之俗語。婚姻對象多為當地平埔族女性，部分亦見於山地原住民族。

客家族群多分布於山區與丘陵地帶，與原住民族社群地理接近，彼此在生活上有一定程度的接觸。據地方文獻與口述記錄所示，部分客家拓墾者與原住民族女性通婚，亦有收養子女的情形。此類婚姻或收養關係，在地方社會中偶有所見，其具體樣態依各地情況有所不同，未必具普遍性。

語言使用亦因通婚而出現轉變。原住民女性多數需學習客語以融入家庭生活，原有族語的使用頻率逐漸降低，乃至失傳。然語言並非身份的唯一標誌，個體在特定文化環境中所受的社會化經驗，同樣影響其族群認知與自我認定。通婚所帶來的文化交錯，使家庭成為族群邊界轉化的重要場域，也反映出臺灣族群關係的歷史層次與變動結構。

長期以來，由於漢人中心的社會觀點，原住民族多處於相對弱勢地位。混血家庭的子女常因擔憂歧視，而選擇隱藏甚至放棄其原住民身份，以便融入主流社會。社會對原住民族的負面刻板印象，為文化傳承帶來壓力。混血家庭透過各種策略因應，包括弱化社會的負面標籤、協助子女在主流社會中成功、或善用「半族群」身份作為一種保護性認同資源。

不過，隨著《原住民身分法》的施行，原住民身份亦可由母系繼承，使得族群劃分出現更多彈性與轉變空間。部分原住民女性在婚後進入客家家庭生活，雖受客家文化規範，但其原住民身份仍具有延續性；而其後代則處於客家與原住民文化交會的位置，其身份認同與文化歸屬不易以單一框架界定。

通過原住民族與客家族群之間婚姻關係的分析，可發現族群之間的互動往往伴隨地位的變動與關係的重新定義，尤其在社會與政治資源分配出現變化時，各族群會根據當前情勢調整自我位置，並以具策略性的方式介入族群認同的界線。

原客通婚現象揭示的，是一種透過親屬關係介入地方社會權力場域的過程。在婚姻制度與日常生活中，雙方族群不僅分享家庭資源，也在文化實踐、語言使用、子女認同等層面進行長期互動。

此類關係往往具有延續性，其結果並不單純指向融合或同化，而是在身份、語言與制度分類之間不斷調整與協商。從這層意義上看，原客之間的通婚不只是個人或家庭層面的選擇，更牽涉到族群分類標準的流動性，以及國家治理架構下族群認定方式所產生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