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依璇／台北報導】「我想為故鄉留下一部台灣史。」兩年前卸下政大歷史系教授身分的彭明輝，回到作家吳鳴的角色，以海陸腔客語寫就《豐田歲時記》，記錄了戰後移民拓荒家族的故事。「我這輩子最怕兩件事，第一是寫作、第二是講話。」吳鳴笑說，偏偏命運讓他以此為業，走過大半人生。
30年前的一通電話，他參與編撰《認識臺灣》社會篇，首度將客家文化納入國中教材，卻意外身陷統獨爭議，風暴影響後半生。67歲的吳鳴形容，自己的人生就像河流裡的石頭，水流到哪、石頭就去哪，無論身居何處，石頭都繼續滾動。
從後山奔跑的田野少年，到學術殿堂的博士教授；從母親口中的「戇牯」，到受人景仰的文壇大家。走進他現居台北的家，沒有電視、沒有沙發，一邊是長達2公尺的「萬用書案」，一邊是黑膠唱盤與音響，退休兩年的他，用閱讀、創作、寫毛筆、古典樂、運動與烹飪填滿日常。
愛自由的後山人 曾割斷手指以為「做毋得寫字」
今年67歲的吳鳴從小在花蓮長大，他笑說到花蓮以後變成「後山人」，每天「趖來趖去」、在遼闊的田野奔跑，養成了他崇尚自由、不愛拘束的性格。
小時候家裡務農、父母皆不識字，吳鳴上有三個姐姐、下有一個妹妹，身為家中唯一男孩，他從小就參與各項農事，撿柴、燒火、施肥、割稻、放牛、種甘蔗、剝蔗葉……幾乎無所不做。小學五年級時割稻不慎割斷手指，「當時我告訴爸爸『以後做毋得寫字了』，沒想到會一輩子靠寫字討生活。」
從新竹湖口到花蓮豐田的家族移墾背景，使他的客語被稱作「四海腔」或「海四腔」。吳鳴觀察，在寬廣的土地上，人們會比較自然表露出語言與身份，而「北部的桃竹苗則有較多客家人會隱藏。」
「許多客家人寧可學福佬話，福佬人則寧可學『漢語』。」吳鳴指出，他認為「中文」應該涵蓋漢、滿、蒙、回、藏，因此他自己仍堅持稱呼「漢語」，「我們只有英漢字典，沒有英中字典。」就像日文有「和字」、「漢字」一樣，他也質疑現今普遍稱作「華語」的用法，「這個『華』哪裡來的呢？到目前也沒有定義。」
從豐田到東海 翻山越嶺求學路
高中畢業後，吳鳴第一次離家到東海大學念書，當時中部橫貫公路仍通車，求學之路對他來說是一場真正的「翻山越嶺」。
清晨五點出門，先搭車到豐田火車站、轉乘火車到花蓮市區後，搭早上七點的「金馬號」，沿著中橫公路行駛，中午抵達梨山，匆匆解決午餐再下山轉火車到台中，最後搭公車到東海校園，從天未亮走到天暗，抵達學校已是夜晚，「翻山越嶺不是誇飾的形容詞，是我真的經歷。」
家族捲入二二八 威權恐懼跟隨一生
吳鳴說，踏入歷史系是少年時期「很天真」的想法，當時他以為只有歷史與哲學能學到西方知識體系，於是在大家都選填上百個志願的時代，他只填了這兩個科系。
進入東海大學後，威權氛圍仍籠罩校園，他不敢加入文藝或思想性的社團，只選擇相對「安全」的登山社與國樂社，大學四年就征服了 43 座百岳，「我去爬山、吹笛子，你總不能了吧！」吳鳴淡淡地說，心中的恐懼其實早在高一就埋下，那時他被教官約談質問、並警告他「小心一點」，16歲的他完全不明白，自己從未違反校規，也未參與任何「敏感」活動，為何會被盯上。他說，「這個恐懼的陰影一直延續到我40歲，甚至現在也沒有完全消失。」
直到大二，他才得知家族曾捲入二二八「張七郎事件」，且與父親情同手足的朋友在台東牽涉政治案件，差點被送往綠島。吳鳴說，家中長輩總是避談這類事情，且父母未受教育不識字，讓那時年紀尚輕的他有種更深的無力感，「如果我出事，父母是沒辦法幫我的。」
吳鳴回憶，大學時有許多人被列管，他總是提心吊膽，常請一位拜把兄弟去打聽自己是否上了「黑名單」，多年後才意識到「那位朋友可能就是監視我的人，因為他是線民、細胞學生。」後來促轉會開放政治檔案，吳鳴卻從未去查，「萬一是真的，40年的兄弟情誼怎麼面對？萬一沒有，又代表自己多年都白操心了。」於是，他選擇讓這段疑雲在記憶裡沉默。
入伍投稿盼「得獎護身」 三度入黨遭拒
大學畢業後，吳鳴入伍前夕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深懷恐懼的他帶著自己的文學作品進入部隊，參加國軍文藝金像獎，「我很天真地認為得獎可以保護自己。」後來作品雖未獲該獎，但輾轉得到陸軍文藝金獅獎。
在金門政戰特遣隊服役時，他曾三度申請入中國國民黨遭拒，吳鳴坦言，他所在的部隊軍官全為國民黨籍，唯獨他不是。每週其他人參加小組會議時，他則帶兵掃廁所、除草，沒有刻意對抗但始終不是黨員，「很多人高中就被吸收了。」他說，雖然不一定是家庭背景問題，但在「黨」的判斷中，他的「忠貞」始終存疑。
大學提筆獲迴響 「戇牯」一寫成名
「寫作一直是興趣，詩、散文、小說都寫。」早在大學期間，吳鳴就已在文壇獲得迴響，第一批作品在《明道文藝》新人展亮相，當時新人展的作家還有瓦歷斯‧諾幹與簡媜。為了拿到寫作的「駕照」，吳鳴開始投稿參賽，憑藉散文〈湖邊的沈思〉成為當時最年輕的時報文學散文首獎得主，並陸續拿下多個獎項，逐漸在文壇站穩腳步。
「翻頁、撕稿子的聲音，就是作家心中最美的天籟。」吳鳴寫字飛快，一小時可寫兩千字，他笑說，從前媽媽總覺得他是戇牯（ngongˇ guˊ），既不會算穀、也不會寫信，「沒想到這個戇牯成為了作家。」
談起筆名的由來，吳鳴說，大學時他與同學鄭梧桐住在竹林環繞的水泥瓦屋，兩人自稱住處為「梧明山莊」，信手拈來便誕生了筆名「吳鳴」，「沒想到從21歲一直用到現在，用了46年。」
喪父母病的青春 病榻旁考上博士
原本吳鳴打算退伍後出國念書，然而當兵僅三個月父親驟逝，家中頓失經濟支柱，他只能放棄出國夢。退伍時，他把存下的軍餉與文學獎金湊成20萬元交給母親，自己只帶著一千元北上念書。
考進政治大學碩士班後，吳鳴起初靠文學獎獎金支撐生活，直到終於「彈盡援絕」、外出求職，誤打誤撞進入《聯合文學》擔任編輯，「我穿著球鞋、背著高中書包，騎車去面試。」他笑說，原以為沒希望，沒想到被錄取，就這樣在「排字房」開啟了他一邊念書、一邊為生計奔波的生活。
在吳鳴30歲準備考博士班那年，長年務農的母親關節炎惡化須截肢，「所以我考博班是用醫院的燈讀書、在病榻旁寫研究計畫。」4年後他取得博士學位，母親也在那年離開。
「大學畢業爸爸過世、博班畢業失去媽媽。」吳鳴感慨那段歲月說，22 歲到34 歲本該是許多人最輕鬆、最燦爛的青春年華，他卻在喪父、母病、求學與成家的重擔裡度過。這些沉重的經歷也滲入他的作品中，使他的文字帶有暗沉的基調。
最怕寫作與講話 卻終身以此為業
取得博士學位後，自認無法適應媒體業職場鬥爭的吳鳴，成為政大歷史系第一位回到母系任教的博士。有別於外界對他外向幽默的印象，他說自己「其實是個大 I 人（內向的人）」，上課前一定寫好逐字稿才上台，就連活動短短幾分鐘的致詞也會準備完整講稿，直到現在也不例外。
「我這輩子最怕兩件事，第一是寫作、第二是講話。」他笑說，偏偏命運開了個玩笑，讓他最終以寫作與講課為業，走過大半人生。
命運在36歲時和吳鳴開了一個更大的玩笑，那一年原本是他生涯的大豐收，博士論文順利出版、研究成果接連付梓，一年之內出了三本書。在這樣意氣風發的時刻，一通電話卻讓他陷入暴風圈。
某晚他在朋友家小酌，兩人一手一杯威士忌，氣氛正熱絡時，一通電話打來，邀請朋友編撰新版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喝得微醺的朋友笑著把話筒遞給吳鳴，酒酣耳熱之際，他也懶得細問，只隨口答了聲「好啦好啦」。
《認識臺灣》陷統獨爭議 媒體名嘴輪流開轟
三天後，國立編譯館的正式邀請函寄到，請他擔任《認識臺灣》社會篇的編撰委員，並且不是原以為的「幫忙寫一、兩課」，而是負責半本書的篇幅，他回憶，「當時沒多想就去寫了，也沒啥，就寫嘛。」
1997年編撰完成、新教材準備實施之際，時任新黨立委李慶華、馮滬祥聯同臺師大歷史系教授王仲孚召開記者會，抨擊該教材「數典忘祖」，指控全書未提及「中華民國」、「先總統蔣公」，痛批為「皇民化史觀」，輿論瞬間炸開。
歷經各方角力之後，教材仍在當年如期實施，隨即引爆更大規模的統獨爭議，政論節目、媒體點名輪番上陣，李濤主持的《2100全民開講》也成為戰場之一，作者群被推到火線最前端。
「我們幾個執筆的小鬼，被打得一塌糊塗。」吳鳴形容自己當時如同「門神」，「培養天然獨」等爭議標籤連續幾年貼在他身上，被形容為「罪無可赦」，甚至在後期的「太陽花學運」又再度延燒。
自那時起，他的研究計畫申請處處碰壁、教授升等也受阻，對學術生涯帶來深遠影響。吳鳴說，當時臺灣歷史學界約有七成五的「大中國主義者」，風暴之後，他很少再出席歷史學界的會議，「那幾年你一出場，人家就說你是『認識臺灣』那一批人。」因此被排擠了30年。
面對指控，吳鳴曾寫文章為自己辯護，指出教材分為歷史、地理與社會篇，自己負責的是社會篇，「『天然獨』或『臺獨』？我們沒有那麼偉大，只是寫了一本教科書。」
客家文化首度納入教科書 「當然去寫！」
然而在《認識臺灣》掀起的風暴中，這套教材也悄然翻開臺灣教育史的新頁，吳鳴首度將「客家文化」納入國中課本，包括三腳採茶戲、清明掃墓的「掛紙」（gua ziiˋ），以及「天穿日」（tienˋ chonˋ ngid）等習俗。
「我是第一個客家人把客家文化寫進國中教科書。」他說，儘管一度被客家界的人士質疑篇幅不足，但「零到一是無限大。」
曾經有人問他，若早知會「捱打」，是否還會選擇執筆《認識臺灣》？吳鳴的回答始終坦然，他說，一個人一生未必能遇上一次歷史事件，何況歷史學者，「挨罵不要緊、打架也不要緊，那齣戲是你在唱的，不管唱得好不好，我就是上臺唱戲了嘛，當然去寫！」
先做人，再當作家 全人哲學造就無憾一生
筆耕不輟的吳鳴同時也是一位運動健將，求學時幾乎參與所有球類運動，46歲開始挑戰鐵人三項，他說，受到文藝復興「全人觀」的啟發，想要像李奧納多・達文西那樣全才，「是桂冠詩人也是馬拉松選手，說我被書『騙』了也行，就是一輩子都喜歡運動與文學。」
這個「全人觀」養成了他對自我高度要求，「運動要學到能比賽、樂器要學到能上臺、書法要學到能展覽、寫作要學到能出書、煮食要學到能辦桌、讀書要學到能拿博士。」兒子曾開玩笑對他說，「爸爸死而無憾了，一個人做完別人三輩子的事。」
「先成為一個人，才成為一個作家。」談起20年的出書空窗期，吳鳴說，其實他始終在書寫，「只是不在江湖上走跳。」近5年他出版了六本書，就是20年累積的成果。未來他還有書法、音樂書籍與自傳散文的出版計畫；投入客語文創作後，他更構思將煮食與書寫兩大專長結合，用客語文寫客家的飲食文化。
從火頭工煮到出師 用烹飪思念母親
身懷一手好廚藝的吳鳴說，他最擅長各式煲湯料理，尤其是雞湯。不同於坊間名廚常用的小雞，他改良為四分之一隻的「客家閹雞」，煲出的湯頭清甜鮮美，完全無腥味。此外，吳鳴也精通多道客家料理，舉凡覆菜番薯湯、鳳梨炒豬肺、薑絲大腸、客家小炒與湯圓都難不倒他；同時，他也能烹調各式辦桌大菜，像是魷魚螺肉蒜、鮮蝦粉絲煲，以及中國各地名菜，如上海的醃篤鮮、雲南的黃燜雞等等。
談到以客語書寫客家飲食的構想，吳鳴尚未定論，可能會以「一道菜」為單位深入描寫，也可能介紹料理的地域差異與源流典故。他舉例說，家鄉花蓮的醃菜流程條理分明，大菜稱為「覆菜、芥菜」，鹽滷後保有水分的是「水鹹菜」，曬半乾再裝瓶的為「鹹菜」，曬至全乾稱「鹹菜乾」，而桃竹苗地區的稱呼則有所不同。「客家小炒也很有趣。」吳鳴說，花蓮幾乎不加豆乾，而以芹菜、五花肉與魷魚為主；到了中壢，又有蔥段取代芹菜的做法。
「我用煮食與媽媽和解，用剃鬍刀與爸爸和解。」吳鳴說，未能在父母離世時好好道別，一直是他心中揮之不去的遺憾。小時候，母親在大灶忙碌煮菜，他負責燒火、扮演「火頭工」，並幫忙完成「剁雞盤」，在灶房裡累積了無數溫暖的回憶。多年後，他在電話中得知母親離世，卻未能見她最後一面，這份缺憾讓他對自己產生不諒解。
為了與母親和解，他將思念化作料理，在心裡告訴母親，「現在，我已經可以辦桌了。」父親的離世同樣未能好好告別，吳鳴因此延續了他磨刀剃鬍的習慣，用傳統剃鬍刀來懷念他。
《豐田歲時記》 一部後山的臺灣史
「希望為我成長的故鄉豐田留下時代的記事。」吳鳴說，《豐田歲時記》記錄了一個戰後移民拓荒家族的故事，從日本時代的豐田移民村到終戰後耕種人的日常。書中視角為歷史而非虛構，書寫風格靠向張岱的《陶庵夢憶》，呈現一種介於「史家之文」與「文人之史」之間的後山臺灣史，以節氣更迭貫穿時代，融入歷史、文化、生活。
吳鳴舉例，書中描述種稻，插秧時向農會領取肥料、收成後將榖物交給農會，榖價由農會訂定；種甘蔗則由「會社」（糖廠）管理肥料、收割、稱重與製糖，費用由會社算，最後自糖廠領棧單，看糖廠要給農民多少錢，所以說「頭一戇，種甘蔗給會社磅。」
此外，書中也敘述1970年代前耕牛需捺牛角作戰略物資的情景，以及精米作為戰備糧，榖價高糶出、賤買入的現象，還有家族的二二八事件、陳耀圻紀錄片《劉必稼》、胡台麗紀錄片《石頭記》中的故事。
創作《豐田歲時記》對吳鳴而言也是一場重新認識客語的過程，他舉例，「從朝晨、上晝、當晝、下晝、臨暗、暗晡時到星光半夜，客語的時序有獨特的表達方式，我寫了這本書才慢慢去學。」另外他也提到，用曬衣桿將木瓜樹上的果實頂下，在客語中竟有專門的動詞「揰dungˊ」。
他反覆打磨手中的筆，第一遍漢客混寫，第二遍改為全客語，第三遍則從讀者角度出發，為較生僻的詞彙加註、或轉換為客語與漢語皆能理解的表達方式，讓更多閱聽人能夠親近這部作品。
盼更多人踏入客語書寫 「我會一直寫下去」
「我是客家人，如果我再不寫，誰會替我們寫？」吳鳴說，曾有人質疑，書寫客語等同放棄多數閱聽人，但他認為，他有一種無法迴避的使命感，「語言若僅停留在口語而無法轉化為文字，傳承終將斷裂。」也因此，他格外珍惜參與這次的計畫，並指出此次集結的作家陣容堅強，「即便把『客家』二字拿掉，這些人也都是文學界有名的線上作家。」
他謙虛表示，自己的名氣不若其他作家，因此在這項計畫中「既是書寫者，也是受益者」，也希望更多人願意踏出客語書寫的第一步，「我會一直寫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