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宥妍、章倩萍／台北報導】「我小時候不知道客家人之外，還有什麼人。」今天（6日）適逢80歲生日的徐仁修，笑著回憶在新竹芎林的童稚時光，有一天聽說福佬人要到芎林文昌廟前擺攤，他心想「像天主堂神父一樣有藍眼珠嗎？」「頭上有長角嗎？」腦袋瘋狂運轉多日，當天到文昌廟前，問同伴「福佬人呢？」一看，「原來和我們長得一模一樣。」這開啟徐仁修對未知世界的想望與好奇。
才剛獲客家委員會頒發客家特別貢獻獎的徐仁修，出生在台北，但從小在芎林成長。他今天在台北國際書展客家館的「客·顯影-荒野雨林的一場夢」講座上，細數他在客庄成長的童年往事。
「我從來不寫家庭作業，」穿著黑紅色戶外風衣、穿著卡其色工裝褲，腳踩徒步鞋的徐仁修說，每天都因為沒寫作業被老師打，「一個東北老師姓「閻」、閻羅王的閻，」每天用壞掉的教室板凳木板打手心。「我會看今天的板子是不是特別厚、特別新，那樣打下去會很痛，我就會在老師板子落下前那麼一點點時間，將手掌偏一下角度，這樣打下來比較不痛。」
就這樣被打了四年，升上小學五年級時，換了一個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的新老師、是他同班同學的哥哥，老師好奇他為何都不寫作業、要弟弟向徐仁修探問原因。「笨蛋才寫作業」「學那麼多，都不會運用。」徐仁修這麼回應同學的提問。同學聽得滿頭霧水，徐仁修接著反問同學：「你每天寫家庭作業要花多少時間？」同學回答「兩小時」，徐仁修得意回應，「我不寫作業被打，最多痛5分鐘，這樣我每天都多出115分鐘可以玩、可以打球。」惹來今天全場講座聽眾大笑。
當時客庄小學要練拳，徐仁修說，他記得是新竹鄭家班來教拳，老師教他們打拳要懂得「四兩撥千斤」。徐仁修經過小學前四年被打的經驗，「四兩撥千斤」的撥拳技巧，於他是再自然不過，讓拳師和同學都刮目相看。
談起對於荒野自然的熟悉，徐仁修說這一切緣起於客庄小孩對夏天冰棒的想望。他說當年一支沒有加料的冰棒要一毛錢、加紅豆或花生之類的兩毛錢一支，「買六支清冰五毛錢」「買三支加料的五毛錢」，現在的團購，「我們幾十年前就有了。」
但鄉下客庄小孩哪來的零用錢？春節剛過，徐仁修就開始為夏天的冰棒錢打算。芎林的一些青草舖會收鳳尾草、金銀花等草藥，徐仁修因此學會辨識哪些是藥草、可以賣錢，拔一大袋可以換得三毛錢，就這樣開始他認識大自然的啟蒙。當時年紀還小的徐仁修還懂得不能輕易讓人知道他是在哪拔的藥草，以免冰棒錢的來源被其他人瓜分。
雖然從不寫放學作業，但卻將上課所學應用在日常生活的徐仁修，文學造詣啟蒙於他和水牛的相處時光。他說和家中水牛的感情很好，經常牽水牛出門，有時他走在水牛前面，有時他累了、水牛走在他前面，他心中開始有了「到底是水牛在牽我、還是我在牽水牛？」的辯證反思；夏天天熱，水牛最開心的時光莫過於將全身進入水塘中泡水，只露出頭在水面上，「這世上還有誰比你（指水牛）更沈默？！」這是童年徐仁修的世紀之問。
「描述東西，要用你豐富的想像力。」徐仁修這樣指點大家的寫作技巧。他說，小時候有次聽到陌生的「嗡～嗡～嗡」長聲，便問蜜蜂叔叔的兒子，蜜蜂叔叔兒子回答他：「笨蛋，那是火車。」
徐仁修當時對於這串來自頭前溪對岸的火車聲音充滿未知與好奇，再繼續問蜜蜂叔叔兒子「火車是什麼樣子？」叔叔兒子回答他「火車就像50輛牛車接在一起。」這個具象的描述，更讓徐仁修起心動念、非得搭渡輪到頭前溪對岸看火車不可，「我想這就是我探險的啟蒙。」
長大後的徐仁修，走遍世界、足跡踏上世界三大熱帶雨林，著作等身，當過《國家地理雜誌》自由撰稿者，再之後，他和李偉文等同伴創辦「荒野保護協會」。當年那個充滿好奇心的頑皮客庄小孩，如今成了童心不減的80歲長者，步履不停，三天前還在海南島觀察生態。
身為福佬人、近年和客家關係緊密的導演沈可尚，跟隨徐仁修的腳步六年，拍成紀錄片《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雖然電影已經下檔，但沈可尚表示，這部耗時六年拍攝的紀錄片，即將在OTT（Over The Top）網路串流平台上架，屆時大家可以更深刻的認識徐仁修。
沈可尚說，除了《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他近年還拍攝《客人主人》同樣耗時五年，拍攝台灣客家數百年來的故事。他說，拍攝這兩部紀錄片，他閱讀大量書籍，每一部電影的閱讀準備量、幾乎都等同於唸了一個碩士學位，他的觀察、學習所得、提問與答案，都在紀錄片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