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依璇、范修語／新竹報導】今年獲頒客家「終身貢獻獎」的張維安，長年投入客家語言、族群與文化保存研究，對台灣影響深遠。走進他位於陽明交大校園的研究室，高高的書牆佇立牆面，層層疊疊的書籍，整齊堆放在各個角落，從社會學、族群研究、性別議題，到宗教、文化與歷史等等，皆留下長時間翻閱的痕跡。
沒有多餘裝飾的研究室，窗光自然灑入，空間通透明亮。他坐在簡潔的辦公桌前，緩緩道來自己的成長故事。
漫長求學路與油燈夜讀 沒有電的農村童年
1955年生於苗栗銅鑼的張維安，今年70歲，談起家鄉，他腦海中浮現的是一整片山與水交織的農村地景，「很多山、很多小河流，就是客家話說的『坑』（hangˊ）。」他形容，自己對銅鑼的第一印象，就是「去哪裡都很遠」。老家位於盛隆村，正好坐落在銅鑼、公館、三義與大埔的交界處，看似四通八達，實際卻是「進來很遠、出去也很遠」。
求學的路途更是一段長途跋涉，張維安回憶，小學時期得從家裡走一個多小時到學校；升上國中後，每天往返學校的路程長達四個小時。「以前黃泥崎一帶，雨後常崩塌，車子無法通行，那一段三、四十分鐘的車程，我也是要用腳把它走完。」因此常常還沒上完課，就因為天候與路況提早返家，「在回家的路上，就把當天要背的功課念完了。」
在典型的農村家庭中，張維安的童年日常幾乎沒有「玩樂」，放學後，孩子要割草、放牛、砍柴、餵豬等等。「也不是說幫忙，家裡的工作很多，大家都要做。」作為家中最小的孩子，上有五個姐姐、三個哥哥，但實際共同生活的時間並不多；許多姊姊在他出生時已經出嫁，哥哥們也陸續離家工作。
張維安說，現在回頭看，會覺得以前「真的很窮」，老屋狹小、經常漏水，一家人擠在有限的房間裡生活。他記得，小時候最大的「禮物」就是過年能買一套上學穿的卡其褲和衣服；平時鞋子要提著走，到有車的地方才穿上，「因為太珍貴了。」
直到張維安國中階段，家裡都還沒有電、更沒有電視，夜晚靠著小小的油燈讀書，「其實那樣的生活很有規律，功課沒有比較差，眼睛也沒讀壞。」張維安說，「現在想起來好像很辛苦，但那個年代，很多人都是這樣過的。」
「小時候與家人、鄰里村莊都講客語。」張維安說，直到八歲進入學校，才比較多接觸華語，而老師們也常帶著濃厚的客家腔調。
家庭崇尚學問 書本與文字是神聖的存在
張維安回憶，父母雖然沒有受過正式教育，「爸爸能寫自己的名字，已經很厲害；媽媽記憶力好、算數強。」但他清楚感受到家庭對「讀書人」的尊重，寫過字的紙不能亂丟，書本與文字在家中是神聖的，「如果孩子真的會讀書，他們是願意把田賣掉，讓你去念書的。」這種態度在無形中影響了張維安，使他從小就覺得「讀書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考試得到讚美，自己也很開心。」
就讀文林國中時，張維安第一次對這片土地產生疑問：為什麼三義是三義國中、公館是公館國中，而銅鑼的學校卻叫「文林」？他說，「文林」二字本身就充滿文化意味。後來他才知道，校內的「逢甲」禮堂，是為了紀念銅鑼人丘逢甲而命名。
雖然童年時地方並不刻意談論抗日歷史或英雄人物，「乙未戰爭」也鮮少被提及，但透過校名、校歌以及周遭的地方氛圍，張維安仍感受到這是一塊值得驕傲的土地，「一個文風鼎盛、讀書受到肯定的地方。」這是在地人潛移默化中形成的認同感。
初入社會學 一度對未來徬徨
之所以走上「社會學」之路，張維安坦言，「就是考聯考、照著分數填志願，那個年代沒有什麼主見。」
「社會學不是一般人可以念的，因為『無聊』。」張維安直言，對多數年輕學生而言，社會學並不吸引。因此在大學四年間，他並未只侷限於社會學本科，也修讀社工、企業管理，形塑出一條「社會學、社工、企管」的混合學習路徑。
「大機器裡的小螺絲」 反思職涯
大學畢業後，張維安選擇直接進入職場，第一份工作是在板橋酒廠擔任工友，入職考試需背負重物行走計時，工作內容是餐廳備料等等。「這份工作的好處是，中午過後就沒事了。」他笑說，這段空檔讓他得以讀書、思考，也促使他很快轉往下一個職涯階段。
隨後，他進入位於桃園的美國無線電公司（Radio Company of America, RCA），擔任生產規劃與物料管理相關職務。在當時，「外商公司、週休二日、有交通車」是許多人眼中的理想工作；他也首次在實務中，看見大學四年所學的組織理論如何運作，層層分工、制度嚴密，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你會知道自己的前途大概在那裡，看得一清二楚。」半年後，他選擇離開，轉往長庚醫院擔任社會工作者。
在醫院體系中，張維安不僅薪資倍增，工作環境也相對穩定，甚至被視為未來社工主管的培育對象。但正是在這些大型制度的歷練，讓他反覆思考一個問題，自己是否願意成為「大機器裡的小螺絲釘」。
遇見高承恕 點燃「社會學的理想」
工作一年後，張維安回到東海大學攻讀研究所，原先是基於職涯考量，希望進修醫療社會學；然而，一位老師改變了他的人生方向，那就是高承恕。在張維安口中，高承恕不僅學識深厚，更具備極強的教學魅力，課堂上總是座無虛席，甚至有人站在窗外旁聽，那些看似艱深的理論，透過他的講述變得引人入勝。
在這樣的學習氛圍中，張維安逐漸被社會學的核心問題吸引，開始思考那些「很大、很根本」的問題，他舉例，像是「為什麼西方能夠發展出民主、資本主義與現代文明？」「中國為何走上不同的歷史路徑？」「理論能否解釋不同社會的命運差異？」
「每天上課開始為了社會學的理想。」 張維安投入大量時間閱讀、思辨，從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到思想、制度與經濟活動的關係，也跟隨台灣社會科學界「本土化」的浪潮，反思西方理論能解釋什麼、又在哪裡失效。
「那時候就沒有在想就業問題了，每天讀書都很有趣，抽不了身。」
畢業後進入清華大學任教，張維安延續這樣的研究關懷，從慈濟功德會到半導體產業，乍看之下研究主題跨度極大，但他強調，這是一種理解社會的必然方式，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產業結構等等，「必須被放在多層次的立體框架中觀察。」
張維安後來赴美國哈佛與法國進修，「世界都改變了，也意識到自己的侷限。」他說，早期的社會學研究多半是在替別人的理論做註腳，而非發展自己的理論，因此他開始尋找更有意義的研究議題。大約在1999年前後，他注意到網路社會的崛起，而這在當時的台灣仍鮮少人探討，對他而言，這不只是科技現象，更是一種新的社會型態誕生，正好契合他作為社會學者的視角與使命。
回到台灣後，張維安率先推動「網路與社會」的研究，舉辦全台灣最早網路與社會的研討會，2002年創立「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為台灣社會科學對資訊、網路及數位資本主義的早期討論，開啟了道路；也為後來探討AI的學者奠定基礎。
回應族群召喚 正式進⼊「客家研究體制」
2003年，張維安收到「客家的召喚」，應邀擔任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第一任院長。他說，這是正式進⼊「客家研究體制」的重要里程碑。不過，早在1994年，他就發表〈客家婦女地位——以閩南族群為對照分析〉，他認為，女性在祭祀、食物、文化傳承、語言等方面，往往以隱性、柔性的方式，維繫社會的持續發展。
「忽略女性的角色，就無法真正認識客家社會。」張維安回憶，自己的母親承擔家中大小事，是一家的真正「掌舵者」；而父親則相對悠閒，印象中常在沙發上休息、抽菸、喝酒或打牌。透過這些日常觀察，他得以理解客家婦女在家庭與社會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那些看似「隱形」但不可或缺的社會角色。
回顧學術生涯，張維安說，個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所身處的「體制」往往決定了一個學者能走多遠。他形容自己非常幸運，進入清華大學這樣一個高度重視年輕學者培育的環境，無論是在清華、交大或中央大學，這些經驗都讓他深刻體會到，一所好的大學，如何透過制度設計，為學術創造源源不絕的活力。
徬徨與探索同行 「做好眼前的事就好」
張維安坦言，自己從大學一路念到社會學博士，也曾對未來感到徬徨；對他來說，這樣的懷疑並沒有真正「被克服」，而與人生並行存在，「就是繼續走下去，把手邊的事情做得好一點而已。」他緩緩地說。
在他看來，年輕時把觸角打開，本身就是一種必要的探索，這些學習，或許當下看不出用途，卻在後來的人生階段成為重要養分，「有時候我們做一件事情，不一定要每天都想著它到底有什麼用，把它做好就好。」
「現在在做什麼，就把它扎實做好。」他如此鼓勵年輕人，不要害怕徬徨，所有累積的專注，會在不同位置上「轉化」為能力，發揮價值。
從銅鑼山谷，走進學術殿堂，再到公共場域的持續對話，張維安始終不忘關懷的核心問題，客家如何在變動的時代中，保有自身的主體性，同時與更大的社會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