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教授安烈炫／客語復甦的社會基礎

文／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為了挽救臺灣客家話，社會上已推動多項策略與行動，包括「還我母語運動」、客家委員會、客家電視臺、客家廣播網、客家日、客家學院、客家節慶，以及國家級的客庄臺三線浪漫大道計畫。然而，臺灣客家話的使用趨勢仍顯示，隨著時間推移，使用客語的人口比例正逐漸下降。根據經驗資料，民間原本使用的語言可能在三代之內消失，臺灣客家話正面臨這樣的危機。

本文聚焦於探討客語復甦的「社會基礎」。客語的發展並非在「無外界影響」的條件下進行，其復甦不應僅仰賴政府部門的介入與行政法規的支持，更需要重視並強化社會基礎在其中的關鍵作用。

母語友善缺乏社會支持

從社會基礎的觀點來看，許多與客語使用相關的規定雖然具備「合法性」，但缺乏真正的社會「正當性」。目前社會中仍然存在不利於客語使用的「不友善環境」，對語言復甦構成了實質阻礙。

語言文化權的概念顯示，若弱勢族群語言在公共領域的使用仍然缺乏正當性與友善性，甚至基本權益未獲改善，其家庭語言的使用就難以達成自主性。這種語言文化權的缺失，反映了社會結構的限制，限制個人的自由意願。「母語回去家裡練習」的建議，忽視了語言文化權在社會層面的價值與意義。

臺灣作為世界客家語言文化復興的典範，客家語言的發展不能假設「若無外在因素影響」。客語相關策略，如果僅停留在符合法規的層面，缺乏穩固的社會基礎，因而難以達成實質效果。

契約的效率不在契約本身

契約的效率並不僅僅來自於契約的文字內容，而是建立在支持契約履行的社會基礎之上。同樣地，當法律的基礎從傳統規範逐漸轉移至程序正義，然而，正義的評價標準若僅聚焦於程序的完備性，而忽視社會面的配合與支持，也難以真正發揮法律的效力。

例如，1997年的菸害防制法在初期未能得到政府部門與民間的重視，但透過反菸團體的積極呼籲，最終才逐漸顯現成效。同樣，許多環保法令在宣告實施後，初期遭到廠商忽視，直到環保團體透過自力救濟與社會運動施壓，這些法令才得以實質推行並產生影響。這些案例說明，法律的實施需要超越政府行政機構的單方面努力，也必須依賴社會運動的推動，並且最終需要整個社會的共同接受與執行，才能達到真正的效果。

客語復甦社會基礎的反思

在臺灣的教育體系中，客語學習的推廣受到多重結構性問題的限制。以「每週僅一小時的鄉土語言課程」為例，部分學校未依學生實際選課意願開設課程，導致客語與原住民族語的選修情形偏低，學生被迫選修其他本土語言。同時，適任師資的缺乏進一步削弱了課程的實施成效。這種現象反映出教育執行者與家長對鄉土語言教學的價值缺乏認識或認同，使政策的執行淪為形式。若鄉土語言學習能成為社會共識，而非單純自上而下的政策指令，學校、家長與學生將能更積極地參與這一教育理念。

臺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雖然在政策層面制定了多項法規以促進語言平等與文化保存，但社會尚未真正建立多元文化主義的共識。例如，客家委員會與客家學院的設立，經常面臨質疑；高鐵與臺鐵等公共運輸工具的播音語言，常忽略客語，反映出法規執行力度的不足以及社會認同的缺乏。此外，主流社會與教育環境的干擾，尤其是語言文字化的挑戰，進一步阻礙了 Hoklo 人與客家人的語言發展。族群素養的不足同樣影響政策的有效推行。例如，高中生對客家人的不當言論以及國會國民黨團總召對客家委員會主委的語言限制事件，充分說明了社會在多元文化包容性與尊重度上的不足，顯示提升族群素養仍是當前的重要課題。

法規的制定雖能保證其合法性，但真正的正當性來自於社會的廣泛支持與積極執行。例如，《大眾運輸工具播音語言平等保障法》規定應包含客語播音，但由於執法機關對此規定的重要性缺乏認同，導致相關措施的執行效果不彰。簡言之，這是法律無法有效說服執行機關與執行者的結果，反映出缺乏穩固的社會基礎。綜上所述，臺灣客語推廣的困境根本在於結構性的社會支持不足。無論是教育、文化政策還是執法層面，均需從根本上建立多元文化主義的社會共識，才能為語言文化權的實現提供堅實的支撐。

客家基本法著重於客家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並體現客家委員會的文化性角色。該法以憲法中的平等原則和多元文化精神為基礎，目標在於傳承與發揚客家語言與文化，並促進客庄文化產業的繁榮。客家族群的訴求不應僅被視為單一族群的需求，而應成為整個社會的共同目標。推動族群素養教育、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以及文化公民權的基本概念，是邁向社會進步的重要途徑。唯有在語言與文化方面實現真正的平等，才能促進各族群的和諧發展與共榮。

社會的整體進步，是客家語言與文化未來發展的基礎。當各族群能在平等與尊重的環境中共存，各自的語言與文化才能真正得到扶植與永續發展。唯有如此，客家族群的未來才充滿希望，整個社會也將邁向更成熟的多元文化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