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教授安烈炫／陳麗華　聚焦「自覺的台灣客家族群認同」

文／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陳麗華教授的研究專長為地域社會史與歷史人類學，長期聚焦於台灣史與客家族群史，特別是研究「自覺的台灣客家族群認同」是如何形成的。本集導讀其中三篇論文。

六堆客家宗族的建構

陳教授採取「社會建構論」視角，重新解讀六堆地區如何從清代的「軍事聯盟」轉變為今日以「宗族與文化」著稱的客家社會。她挑戰了宗族僅為血緣團體的傳統觀點，強調其認同是由經濟組織、國家權力與歷史記憶在不同時空下「縫補」而成的動態過程。

六堆宗族組織特色的發展，和作為「控股機構」的嘗會有密切關聯。六堆的凝聚力建立在名為「嘗會」的跨地域控股機構。陳教授指出，嘗會實為靈活的投資組織，例如鍾德重公嘗即為「類似土地利用合作社式的組織」，透過集資買地、廉租子孫，實現資本累積。而六堆的動員高度依賴這些下層結構，而非空中樓閣。在清末，這些組織負責分攤「旗額」，具備「徵兵」與「課稅」的功能。

六堆宗族組織特色和殖民地下的文化創造有關，可視其為地位展演與財力物化。日本時代傳統路徑（科舉、軍事）封閉，士紳轉而透過興建祠堂與編修族譜進行「文化創造」，作為社會參與的新策略，這是士紳地位的轉移。財力的物化方面，則是受惠於稻米與香蕉出口的繁榮，士紳透過興建規模宏大的祖堂（如曾氏宗聖公祠、邱氏祠堂）來「維持社會影響力」。在這個過程中，透過族譜修訂，將台灣世系與中國原籍連結，尋求「文化正統性」，重新創造身分來源。

隨著歷史的轉移，日治後期法律要求嘗會改組為公司。這使政府能透過「清晰的股東名冊」真正掌握並識別每個社會成員，從而轉化為現代監控。同時皇民化的干預也同時出現，國家權力直接介入私密祭祀，出現如「皇民化高曾祖考劉公仝神位」的牌位，將國家意志與祖先崇拜直接結合。

通過歷史記憶的層層疊加，中原敘事與英雄化，逐步完成六堆客家宗族的敘事。中原敘事的嵌入方面，戰後引述學者羅香林等人的論述，將客家來源描述為「中原世家望族南遷」，使地方族群與中華民族建立血統連結。政治精英將清代效忠朝廷的「義民」重塑為民族國家的「先烈」，將原本的地方防禦性質轉化為國族認同。

陳麗華教授認為，六堆客家認同是由多層記憶交織而成的：底層是清代的「股份制開發計畫（嘗會）」，中層是日本時代的「身分地位展演（祠堂）」，最上層則是戰後刷上的「中原民族敘事」。這套認同是為了在歷史變遷中，為族群尋求生存空間而產生的動態創造。

泛台灣客家認同

基本觀念討論族群認同的「塑造」而非「本質」的追索。陳麗華認為「客家」並非台灣社會自古以來就有的本質屬性，而是一個在西方轉介、日本殖民治理及民族主義興起等歷史過程中，由知識階層與國家力量共同「塑造」出來的族群想像。

清政府主要以「籍貫」區分人群（閩人與粵人），政府與民間對語言、風俗差異並非首要關注點，當時南部講客語者被稱為「客人」，僅是語言指稱而非本質性的族稱。「客家」則是不折不扣的「外來詞」，源自廣府話語境，19世紀下半葉才由西方人從東南亞與中國沿海引進台灣。

其中西方中介者的角色清楚，駐台領事郇和（1864年）與必麒麟等人引進「Hakka」概念，並以近代「種族（race）」的框架解讀人群，將原本流動的籍貫標籤轉化為具備生物或文化本質意義的「種族」標籤。

日本時代，以「語言」為分類基準，日治初期雖曾嘗試使用「客家」一詞，但官方最終務實地選擇以「廣東種族」作為行政管理的替代標籤。1905年的戶口調查是轉捩點，日本知識分子受近代人種學影響，認為種族與語言密切相關，迫使地方人士改以語言選擇族類認同，造成如屏東潮州庄「廣東福老人」不自覺變為「福建人」的現象。透過「舊慣調查」，官方將「不纏足」與「三山國王信仰」定義為廣東人的專屬特徵，並確立了台灣特有的「四縣」與「海陸」方言分類法。

1920年代留日青年（如丘念台）受民族主義激盪，開始利用方言作為我群凝聚工具，使鄉貫意識轉化為「我群自覺意識」。1940年代日本政府為了「大東亞共榮圈」及統合南洋華僑的需求，重新在出版品中使用「客家」一詞，使其具備政治動員功能。1949年後，羅香林的「中原移民說」成為論述核心，將客家人描述為五胡亂華時南遷的「中原世家望族」，藉此讓臺灣客家人與「中原正統」連結，並滿足當時外交與政治的需求。

「泛台灣客家認同」指的是一種在台灣特殊的歷史環境與社會壓力下，所發展出的「新的族群想像」。「泛台灣客家認同」並非客家人與生俱來的本質，而是這群人在台灣經歷清領、日治到戰後等不同時期的歷史經驗後，所形塑出的產物。它是由西方觀念移植、國家權力介入以及知識階層的文化創造，在不同時空下共同「塑造」出來的族群想像。

廣東福老人身分的游移與現身

陳麗華教授指出，屏東地區「廣東福老人」的消失並非人口滅絕，而是一場由國家分類制度演變與地方族群生存策略共同交織而成的「制度性隱身」。這群人雖然語言與閩南移民相近，但籍貫隸屬廣東，其身分隨政權分類邏輯的轉向而發生劇變。

清政府以「籍貫」為識別基準。陳麗華分析，當時無論講客家話或福老話，只要移民自廣東省，均被歸入「粵人」這一類別。日本殖民政府引進西方觀念，將「語言」視為判定種族的決定性指標。由於廣東移民使用福老話，在日本政府分類中被登記為「福建種族」，這導致他們在統計數據中隱身於福老群體，造成了消失的假象。陳麗華透過族譜資料揭露，如潮州鎮人士陳朝海感嘆自己因語言而被「搖身一變」承認為福建人，批判此為「皂白不分」的政策。

在清代動盪的社會中，廣東福老人展現了極具靈活性的策略性認同。面對強大的客家軍事聯盟「六堆」，廣東福老人會強調「同省籍」身分以拉近關係，避免在閩粵衝突中受害。許多廣東福老聚落加入六堆的保護圈（附堆）。如海豐鄭家透過捐款重修忠義亭，與六堆達成「照粵規均派」的默契，這被陳教授形容為一份「跨語群的保險契約」，以金援購買財產與生命的平安。

韓文公與三山國王等文化符號的重塑，具有重要性。先說韓文公（韓愈），內埔昌黎祠的建立是一場「身分政治」。客家精英利用韓愈作為跨語群的文化符號，爭取同省潮語群體支持，以競爭「粵籍」科舉名額。三山國王是另一個文化符號，此標籤最初具有強烈的「廣東福老」背景，是早期統合客語群體的工具。隨著國家改以語言分類，三山國王逐漸被標籤化為客語群體的「專屬」信仰，反映了文化符號隨國家分類權力而發生的意義位移。

近年來在二元框架之外，廣東福老人正在尋求其認同的主體性。首先是關於「客家底」的猶疑，當代部分講福老話的後裔，透過房子格局或祭祀方式懷疑自己有客家血緣，進行「身分考古」式的思考。其次是潮州意識的建構，為了對抗被化約為「河洛化客家人」，部分精英開始積極透過族譜、語言與宗教紀錄，塑造獨立的「潮州人」認同。

這群廣東福老人就像是歷史中的「身分變色龍」。在清代，他們穿上廣東籍的斗篷向六堆客家人尋求庇護；到了日本時代，則因為開口說福老話而被政府強行換上了福建人的外衣。他們的歷史提醒我們，族群認同往往是制度與生存需求共同編織出來的一場「真實的假象」。

延伸閱讀：

陳麗華（2011）。談泛臺灣客家認同──1860-1980 年代臺灣「客家」族群的塑造。《臺大歷史學報》，（48），1-49。

陳麗華（2010）。客家人的宗族建構與歷史記憶塑造：以臺灣六堆地區為例。《臺灣史研究》，17（4），1-31。

陳麗華（2013）。「消失」的族群？南臺灣屏東地區廣東福老人的身分與認同。《臺灣史研究》，20（1），169-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