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教授安烈炫／從海外到台灣：客家文化韌性的生成與形塑

文／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客家的遷移與客家性

回顧這一年，我們談的並不是單一敘事，而是世界各地的客家拼圖。有的追問一百多年前人們為何離開中國，有的描寫他們在牙買加、模里西斯等陌生之地如何立足；也不時把鏡頭拉回台灣，觀看此地客家社群正在經歷的變化。走完這段旅程才更明白，「客家性」在移動中正在生成新的特質。

十九世紀的離散，推力來自中國內部的動盪，如太平天國餘波未平，加上族群衝突如土客械鬥，使許多客家人被迫外移。拉力則是海外殖民地對勞動力的需求。馬來半島錫礦的開發，吸引大批客家人投入，吉隆坡、怡保等城市的形成與礦坑密切相連；加勒比海與夏威夷則多以契約勞工身分進入甘蔗園，命運也顯艱辛。另有一些人巧然前往日本，如何如璋、黃遵憲等人，以外交與文化活動走出不同的生命軌跡。同樣是離鄉背井，落點不同，人生就可能迥異。

手邊知識與生活設計

初到異地、語言不通、資源匱乏，許多人靠的不是現代銀行，而是故鄉早已存在的標會與互助會。以加勒比海為例，移民透過互助湊資金，逐步脫離勞工身分，開設雜貨店；這些店被稱為 Chinese shops 或 Chiny shops，象徵他們在夾縫中站穩第一步。到了模里西斯，客家商人又發展出「紅冊子」赊帳制度，讓未按日領薪的印度裔勞工先行採買、發薪後結清，既是商業創新，也在跨族群互惠中累積信任。

在地化神祇與克里奧客家性

文化層面上，移民攜帶的信仰與在地文化相遇，常產生克里奧化的混融。古巴的關公信仰與非洲裔宗教交織，衍生出 Sanfancon（聖番公或三番公）這樣的新神祇；馬來西亞則出現在地化的「仙四師爺」，以盛明利的犧牲與英勇為核心而被神格化，顯示信仰既能安頓情感，也能在壓力下再創造。夏威夷與大溪地的經驗更特別，改信基督教的過程使教會取代部分傳統廟宇，成為社群生活中心，宗教也成為重組社會關係的樞紐。

時間推移後，身分認同更趨複合。大溪地的客家人同時承載客家、法國殖民體制與玻里西亞文化的印記，甚至為了取得與維持國籍而發展「法式客家姓」，例如把賴姓改造為 Laille，在融入之餘仍努力保留傳統痕跡。由此回望，海外客家的歷程不是把文化原封移植，而是把種子帶往新土壤，長出出人意表的新植物。

族群衝突、合作與融合

回到台灣，客家故事呈現另一種面貌，特別是與原住民族、閩南社群的互動。與原住民族的關係並非單一的剝削敘事，既有衝突，也有合作與融合。早期的「番地客佃」反映土地與勞動的結構關係；今日在某些山區，則形成新的分工，原住民種植高麗菜、龍鬚菜等作物，客家庄憑商業網絡協助運輸與銷售，彼此依賴而共構產業。更深層的互動常在家庭中發生，例如跨族群收養，使一些客家孩子在部落長大後形成近乎完全的原住民認同，甚至出現客家女孩被排灣族頭目家收養並繼承頭目身分的案例，提醒我們身分不必然等同血緣，生活環境、共同體與自我認同有更密切的相關。

然而，歷史也有疼痛的一面。桃園大溪「學田六君子」捐地辦學常被視為美談，但土地來源涉及日本殖民政府以武力迫使泰雅族遷離、將土地化為無主地後再開發的過程。有時，一個族群的光榮敘事，往往交織著另一個族群的失落與遷徙。

信仰、語言與客庄

族群內部的文化實踐也需要更細緻理解。常有人說客家人特別重視拜祖先，若從觀念看，客家與閩南都高度重視祖先崇拜，差異更在實踐形式：閩南多在分家後分香於各家供奉，客家則傾向以宗族為單位的集體祭祀，祖先牌位常留在老家公廳，節慶時族人回來同祭，因而在外人眼中更顯隆重。較精確的說法是，客家更強調宗族式的祖先崇拜。

關於客家社區，當代最大的挑戰之一是客語快速流失。十三歲以下仍能流利使用客語的比例約一三％，僅靠學校每週一兩節母語課顯然不足，因此復振策略逐漸轉向社區為基礎的模式，部分參考紐西蘭毛利人的「語言巢」概念，透過長輩以客語帶領幼童，營造沉浸式日常環境，讓語言回到家庭與生活，而不只停留在課本。

同時，「客庄」也在變形。人口移往都市後，社群連結不再只靠地緣聚居，而轉為關係型乃至虛擬型網絡，透過同鄉會、文化社團與 LINE 群組維繫身分，形成象徵性的族群認同。這也提醒客庄營造若只投資硬體可能成效有限，關鍵仍在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新埔「無圍牆博物館」與高雄美濃的共構平台等案例，都顯示只有在地居民深度參與，並把文化生活與地方經濟扣合，才可能長久。

繞行全球再回到台灣，我們更能確認，客家不是一個凝固的身分，而是一段持續展開的動態故事。它關於遷徙，也關於適應與融合，關於在不同時空一次又一次回答「我們是誰」。客家文化的韌性不在於維持原樣，而在於能在互動中轉化、吸收與再創造。當社群界定從「住在隔壁」的地緣，逐漸轉向群組裡的關係網絡，文化傳承的意義也許不只是複製過去，而是讓文化在當下可被使用、可被共同生活，並能指向未來。也因此，回望與前行可以同時發生，拼圖仍需繼續補上。